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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文明儒學：反思與建構》

作者：陳明 著

出版社：中國文史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5年8月

也意味著文化和文明。

本書從儒家的立場、宗教的角度，

以文明沖突或文明互鑒為背景，

勾畫其結構邏輯、演變脈絡及價值內涵。

如果這里的建構還多少值得肯定和認同，

那么關鍵的原因就在對哲學范式的反思和超越。

——陳明

【內容簡介】

當代儒學發(fā)展開始突破傳統(tǒng)哲學和思想史范式解讀，更注重從宗教屬性、文明維度挖掘儒學價值，且強調儒學與公共生活、歷史實踐的結合，影響日益全面且深入，彰顯了儒學強大而持久的生命力。

陳明教授作為當代儒家代表人物，其新著持循宗教視角，以文明論解讀儒學的歷史邏輯與當代價值。全書以儒學理解范式之反思與重構為中心，梳理西方哲學演變脈絡以凸顯儒學獨特性，依托《易》《庸》《學》，構建儒家形而上學與儒教神學體系，闡釋中華文明“連續(xù)型”特質，并用文明論剖析儒教的傳承者、實踐者、護衛(wèi)者等功能，提出“以儒教為方法”。此外，還收錄學術座談發(fā)言、書序及評論等，展示文明儒學的生動實踐。

該書突破傳統(tǒng)認知，為理解中華文明結構，推動當代儒學發(fā)展，提供了全新思路，兼具學術深度與現實意義，代表了當代儒學發(fā)展的新面向。

【作者簡介】

陳明，男，西元一九六二年生，湖南長沙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博士。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工作，現任湘潭大學碧泉書院教授。一九九四年創(chuàng)辦《原道》輯刊任主編至二〇二二年。著有《儒學的歷史文化功能》《儒者之維》《文化儒學：思辨與論辯》《浮生論學——李澤厚陳明對談錄》《儒教與公民社會》《儒家文明論稿》《易庸學通義》《文明儒學：反思與建構》以及《江山遼闊立多時》，主編有“原道文叢”若干種。

【自序】

十幾年前曾出版論文集《文化儒學：思辨與論辯》。現在將這五年的思考文字結集以《文明儒學：反思與建構》呈現給讀者。

文化（culture）與文明（civilization）的區(qū)別，簡而言之，文化指對人的化成，偏重理念對人格的培養(yǎng)；文明則指對“城邦”生活的塑造，強調理念與公共生活（政治、倫理乃至經濟諸方面）的結合。

1992年完成的博士論文題目是“儒學的歷史文化功能”，主要是以文化定位儒家思想系統(tǒng)。這是因為從五四到八十年代，主流的認知傾向于將儒學理解為一種前現代的意識形態(tài)予以否定。將它說成文化，有助糾正這種偏見，因為一定程度上可說文化是跨時代和跨階級的存在。受港臺儒學影響，當時采用的是國家-社會二分的分析架構，將儒學系屬社會一維，強調其對于政治的批判和約束作用。《鹽鐵論》中賢良文學的立場，還有王船山道統(tǒng)、政統(tǒng)的區(qū)分均支持這種二分。

畢業(yè)后留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儒教室工作，跟研究基督教、伊斯蘭教以及佛教、道教的同事交流增多，意識到那種以宗教為道德落后愚昧的認知十分可笑膚淺。尤其在參加閩南地區(qū)民間信仰調研對儒教有了感性認識后，對儒家思想文本的理解研讀更是越來越偏向宗教學，越來越覺得所謂哲學范式既不能揭示其理論和實踐的意義內涵，也不能體現表達作者的用心和意愿。

但即使在儒教室內部，對儒教之教究竟是教化之教還是宗教之教其實也是有分歧的。我曾從宗教社會學角度提出以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定位儒教的作用地位——如果作為公民宗教的作用地位沒有疑問，那么作為一個宗教（a religion）的身份之確立也就順理成章了。這一迂回策略應該說還比較成功，不僅在學界獲得肯定，在輿論空間也獲更多接受（相對康有為以來的國教論）。但這在我自己卻意味著某種改變的開始：既然在公共領域發(fā)揮重要作用，那么它必定同時被社會和國家所共同承認接受。因此，僅僅將其系屬于社會一維顯然就是不對的，或者說與歷史事實不相符合。在《周易·序卦》中天地、夫婦、君臣就被表述為一個有機連續(xù)的生命共同體。出自漢宣帝之口的“霸王道雜之”，其背景基礎就是董仲舒將孔子素王化換來的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戰(zhàn)略決策。我覺得這可以用于對中華文明基本結構的描述。

從文明論的角度理解儒家需要超越儒家思想文本的哲學范式解讀。這不僅因為哲學是一個專屬于古希臘城邦生活的特殊傳統(tǒng)，還因為這一學科在當代已經發(fā)生巨大變化，成為一種分析工具或方法，其知識屬性被證偽或否定。將孔子類比蘇格拉底，以康德為模板建構儒家道德形上學，或者以現象學詮釋親子關系，只能說是對儒學之現代知識形態(tài)的建構形式。雖然有所彰顯，但對儒家思想整體的把握來說卻也構成某種障蔽和阻礙，因為作為一個以天為中心的關于世界的基礎敘事，儒教有其自身的邏輯結構。作為文明的定義者、支撐者，它意味著實踐、規(guī)范和意義，因此其內在性、整體性和一慣性要求被尊重，否則文明自身的穩(wěn)定性、連續(xù)性也就無從談起。“漢話胡說”的根源是近代中國的落后，面對救亡壓力，即使作為傳統(tǒng)的認同者也不能不以西方或現代性話語為模版來論證其知識合法性以維護其價值合法性。但必須指出，如此日鑿一竅的結果只會是“七日而混沌死”。是時候恢復其固有理論生態(tài)了！

亨廷頓曾以儒教文明稱呼中華文明，后又改稱中華文明。因為儒教在中華文明中的地位影響似乎不像基督教、伊斯蘭教或印度教、神道教在歐洲、中東、印度、日本等地區(qū)那樣存在感特別突出明顯。之所以如此，應該是因為在中國這片土地上政治的組織系統(tǒng)或力量一直發(fā)育良好，從傳說中顓頊時代的絕地天通，到“政由寧氏，祭則寡人”，再到漢武帝后的“霸王道雜之”，一直是政主教輔。其所承擔的社會功能相對較少，其在社會生活中的存在感或影響力自然也就相對較小。但“小”不是“無”，無用之用方為大用。流水的皇帝（時王），鐵打的圣人（素王），就是證明。

從文明論的角度可以將宗教定義為以某種神圣性存在為中心建構而成的關于世界的基礎敘事，是對世界從何處來？向何處去？如何存在？的系統(tǒng)論述。《周易》之所以被稱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原因在此。五經博士制度是漢武帝確立的，“天地君親師”信仰是由雍正下詔頒行天下。前面所說天地、夫婦、夫子、君臣以及禮義制度的整體性在我們不僅是古代的歷史，也是今天的經驗。而這在我看來具有文明的意義，因為這種組織結構形式與儒教世界圖景互相影響互相證明。

總之，我們想做的就是提供一個中華文明的描述，指出儒教世界圖景的基礎意義，強調霸王道雜之結構的特點影響，并且想說這樣的文明是社會歷史之連續(xù)性發(fā)展的產物，因而相較于西方那種“破裂性”發(fā)展具有更大的普遍性意義或品質。這些就是文明儒學的“反思和建構”。

書中文字比這里的蜻蜓點水雖然要稍稍詳細深入，但根本上仍然跟文化儒學的“思辨與論辯”一樣，只是屬于我個人荷戟彷徨或大戰(zhàn)風車的獨白與吶喊——如此而已。

是為序。

【目錄】

自序

文明論背景下儒學理解范式之反思與重構

上篇? 所謂哲學：不結果實的花朵

第一節(jié)? 愛智的哲學究竟是什么——以柏拉圖的工作為中心
第二節(jié)? 超驗信仰之維：走向基督教——哲學史的演變線索之一
第三節(jié)? 系統(tǒng)整體之調整、模仿與反對者——哲學史的演變線索之二
第四節(jié)? 理性方法之維：走向科學、邏輯和心靈哲學——哲學史的演變線索之三

中篇? 《易》《庸》《學》：儒家形而上學或儒教神學

第一節(jié)? 中國：具有方法論意義的連續(xù)型文明
第二節(jié)? 文王密碼：六十四卦中的自然生命形態(tài)
第三節(jié)? 孔子微言：自然生命的精神升華
第四節(jié)? “人成”：天與人的連接與再連接

下篇? 儒教的傳承者、落實者、護衛(wèi)者

第一節(jié)? 文明論視野的判教原則
第一節(jié)? 儒教精神理念的實踐者
第二節(jié)? 理論傳承者
第三節(jié)? 道統(tǒng)護衛(wèi)者

結論

以儒教為方法：必要、可能與意義
謝遐齡教授八十壽辰學術座談發(fā)言
文明論范式中的經典問題
從朱張思想互動看湖湘學特征與地位
序李先義《胡宏年譜》
岳麓書院《原道》三十周年學術座談發(fā)言
答儒家網編輯問
儒家如何看待伴侶機器人？——方旭東《伴侶機器人：一種儒家辯護》讀后
“不須金丹”：上清派修仙徑路的獨特性與當代意義試說
兩句名言或其他（代后記）

【兩句名言或其他（代后記）】

如果說每位作家都有一個會講故事的外婆，那么每位文青應該都有一個摘抄經典名言的筆記本。當然，這是說從前。現在互聯網時代都是外孫比外婆知道得多，經典名言更是因為滿大街都是而被調侃嘲笑為毒雞湯。

我屬于從前。外婆那里只聽過“紅毛野人”片段，筆記本則攢了半抽屜，當上語文課代表多少與此熏染有關。至于說到人生影響，真正走心且未嘗或忘的一個是貼在墻上的“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一個是從《浮士德》讀到的“永恒的女性，引領人類上升”。

那時的教室前面是領袖畫像，后面是黑板報，“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則以相框掛在左側兩個窗戶之間。可能因為字體手寫，顯得生動，不喜歡聽講的時候總愛把視線落到它上面，想象周總理說這話的場景與時代，耳邊甚至會響起“中國男兒，中國男兒，要將只手撐天空”的旋律。

我從來就不是什么好學生，既不怎么上進，也不太關心隔壁班上的女孩是不是走過窗前。我的快樂是看課外書籍。有次同座帶來的《烈火金鋼》眼見放學前沒法看到最后結局，腦子一熱就干脆往書包一塞早退回家了。《說岳全傳》《楊家將演義》《水滸傳》則都是從廠里守工地的老伯那里借的，少年壯志與江湖義氣甚至家國情懷融合一體，蜷在庫房一角讀得十分過癮，吃飯都要老媽喊。一本《中國近代史》教科書居然也被我翻了一遍又一遍，每次看到割地賠款簽條約收場就氣得把書往地上摔。多年后聽到“風沙揮不去印在歷史的血痕，風沙揮不去蒼白海棠血淚”的歌詞還依然有些激憤難平。

有次到臺灣大學開會，跟黃光國聊天，他突然冒出一句：“陳明，你這么愛國是不是因為讀近代史啊？”我點頭說是的是的。這位致力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心理學教授對近代史有深刻體驗，心事被他說中油然涌起一種他鄉(xiāng)遇故知的感動。作為團也沒入過的白丁群眾，無論是參加工作還是參加學習提交匯報，需要表示思想進步的地方我都是寫上“振興中華”四個字——這是自己的理想，既是應付，也是寫實。

我的工作在宗教這個敏感領域。境外交流時面對學術和政治混合一起的挑釁性提問，是我站出來正面回應：在中國，宗教不僅跟人權跟意識形態(tài)有關，也與國家安全聯系在一起，需要全方位的完整理解，“你們在 911 之后不也開啟了這樣一個思考維度么？”提問者也舉大拇指說“good job”。出國前審查環(huán)節(jié)曾有人提出：“陳明要是不回來了怎么辦？”帶隊的領導表示愿意為我擔保，“因為我覺得他比我都更愛國。”我是后來才聽到自己還曾遭遇這么一出，很是愣了一下，但終于只是淡淡地自我調侃：“你們可以懷疑我的中國心，但絕對不要懷疑我的中國胃。”

這是不是就是“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與“永恒的女性，引領人類上升”在心底貫通交織的原因呢？有次與導師聊中外文學作品中最喜歡的女性，我脫口而出的名字是《約翰·克里斯多夫》中的安多納德和《倚天屠龍記》中的趙敏。“姐姐”和“郡主”其實是同一類型，略去聰明美麗的標配，其共同特質就是有著對世俗的超越性、擁有能力或資源，是提振男性氣質和氣概的動力牽引。由此可知，自己潛意識中的女性想象主要是一種關乎事業(yè)的社會角色，而不是簡單的“欲望對象”。

在以純粹自然屬性為基礎的夫妻關系中，男性美德是勇敢，女性則是貞潔。從某種社會關系看則“母性”成為女人的第一天性，而男人則“至死是少年”。這種轉換其實也是有內在相關性的，男人勇敢的品質為女性之超越性或者說救贖者形象出場提供了需要根據和意義施展空間。勇敢意味著冒險，而詩與遠方意味著對現實的某種否定和反抗，意味著不確定性。現實社會很難為這樣一種冒險或破壞性行為提供褒獎。于是，超凡脫俗的女性就成為與神相連的天使翩翩降臨。《圣經》中圣母與圣子的敘事建構了母性的神圣性，《西斯廷圣母》和《神曲》這樣的文藝作品既以此為基礎，又使這一傳統(tǒng)更加豐富，深入人心。

如此主流的口號與如此小資的情感居然如此真實地影響著自己的行為和心理，以致我有時也會覺著有些荒唐可笑而試圖尋求解釋。少年時的創(chuàng)傷么？老師曾在北大被打成右派發(fā)回湖北老家放牛，那種無力感應該刻骨銘心。我自己則在高中時因為被誣陷而遭記大過處分，在分快班慢班時被打入慢班，成天跟一幫街溜子瞎混。但內心那種能參加高考讀中文系有朝一日成為作家的希望之火一直都沒有熄滅。清楚記得處分是在學校廣播大會上宣布的，我趴在桌子上淚濕衣袖，但清晰記得周邊教室發(fā)出了“喔”的一聲，一個班干部、好學生受此處分實在是太出人意料了。當時妥協(xié)承認下來，是因為不忍心看著父親每天被教務處主任叫過來陪著我挨訓，他好歹在一家工廠當書記——我不后悔，但真的很無助。

還懷疑到 ADHD（注意力缺陷綜合癥）。因為小朋友的診斷需要我抽血檢驗作為參考，拿到結果時，我不僅為自己錯怪小崽并濫施懲戒而深深后悔，也因對自己的行為性格有了了解而坦然釋然。所謂注意力缺陷就是不走尋常路，喊他往東他偏往西，喊他抓鴨他偏抓雞。一位洋博士說這是因為大腦某種介質出了問題，只給自主形成的目標的行為分泌多巴胺，對于來自外部的指令則沒有感覺。但我更愿意相信那種玄學解釋，老天爺擔心人類進化停止，就在一小部分人中設置特殊程序，不接受現存規(guī)則，對自己的選擇則不計成敗利鈍咬定青山不放松，一旦成功就是顛覆性的，就是新的范式。作為這樣的小白鼠，先不說是該慶幸還是該嘆息，希望能夠遇見“姐姐”和“郡主”從世俗的獎勵之外獲得某種補償與慰藉應該可以說是人之常情了吧？

最不愿說但也最可能為真的原因就是這樣一種宏大敘事，在碎片化的時代我選擇了比較小的那一塊。它可以整合前述兩種理由：因為冤案不僅形成了對主流的疏離心理，還因為高中沒有好好讀書，在偶然獲得的高考機會中沒能考進好的大學，幾乎全部知識都是來自自學。因為 ADHD，我強化了對自己選擇的堅持。博士畢業(yè)后幾個社科院的同學籌辦一份同仁刊物，作為牽頭人的我理念跟出資人不一樣，他們還是“五四”和八十年代的啟蒙情懷，想以《新青年》為模版，我則在做完博士論文后已經轉向傳統(tǒng)轉向儒家。結果，就是自己單干。

現在看似乎很主流，但其實完全不是這么回事。記得十幾年前尼山論壇開始籌劃的時候，就收到一位參與此事的曲師大年輕人的熱情通報，說是會把第一張邀請函發(fā)給我。但是多少屆過去，一次也沒收到過。即使從純學術角度說，我也格外一根筋，堅持儒教為宗教，不合師門宗旨；反對以理學分支或地方之學理解定位湖湘學派，與同僚同儕相違背。若干年前山東大學成立儒學高研院時曾有人動議招募，也是被當年哲學系的同學或老師給否了。所以，雖然也有人贊我挺《施瑯大將軍》、批《喪家狗：我讀論語》等是“四面樹敵，八面威風”，但在我自己的感受則只能說是失落孤獨點滴在心頭。也因此，“水做的骨肉”在我總是被賦予美好想象，寄托著特殊希望，遍體鱗傷卻從未改變。

當然，歌德在《浮士德》寫下的“永恒的女性，引領人類上升”乃是一個與但丁《神曲》中貝阿特麗齊故事迥然不同的版本，但無論悲劇或喜劇，它們內里的精神與美好其實是相同相通的，二者合璧能夠適應各種不同的場景處境。只是對于已過花甲之年的我來說，它們，以及掛在教室里的“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都已經成為過去完成時了。

“少年肝膽，昆侖雪魄，未銷磨，轉作潮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