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幾大思想傳統早期形成的概念中,“氣”無疑是最具有活動性、切身性、具身性的范疇。我也堅定不移地相信,氣論(首先是《莊子》氣論)深入其中的闡釋,可以期待引發我們身心的某種改變。
重提“儒、法之間”,乃是由于在筆者看來,中國社會基本結構和意識形態的底層(核心),始終是搖擺于儒、法之間,其他“主義”類言說都是相對表面的。如果儒學闡釋當真能夠對于當代社會發揮某種功效,那理應是促進社會自由平等,而非只是充當某種權勢主義的粉飾或應聲蟲。
“中國現代哲學”與現代中國人的生存狀態是全然隔膜的,哲學話語與生命個體的現實生存及其掙扎、彷徨、苦悶等等,沒有任何內在關聯,哲學家們只是在自顧自的講論他們相信亦或許根本不相信的倫理秩序和“天人合一”。
“愛有差等”乃是人之常情,這與人作為具體時空中的肉身存在及其有限性有關。真正構成焦點的莫如說:我們是否、如何以及多大程度上可以走出親情、愛情、友情乃至親緣、鄉緣、地緣等等關系限定,把愛與關懷擴展到更廣大的人群(陌生人),特別是在我們文化傳統中始終(作為失敗者)遭遇蔑視的弱勢群體?
“中國哲學”及其發展如何能夠成為儒家“道統”的闡釋和弘揚,而非導致儒家“道統”的斷裂(胡適)或乖離(馮友蘭)?這才是世紀之交筆者提出引發曠日持久討論和爭辯的“‘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之原初關切和出發點。
筆者的基本認識是:一方面歷史文化領域不可以接續“體用”一體貫通的理路講,那樣的話只能夠講出一個“王圣”;另一方面,“形上超越”和“道體生成”或許是“中國哲學”現時代發展兩種可能的路徑。
面對這個以“現代性”為表征的世界,這個變得不確定和千百倍地復雜化了的世界,現代意義上的所謂“中國哲學”是否也具備了相應的復雜性?是否能夠真實地為人們理解和回應現代社會與現代生活提供某種思想資源?
筆者原則上不認為儒家與基督教之間的核心問題在于“融合”。啟示宗教乃是一根而發(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獨特信仰形態,它和佛教類“領悟”型宗教全然不同,后者完全可以與中國思想“融合”,而此種所謂“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佛教“世俗化”。啟示型宗教的核心特征是人與神之間的“斷裂”,說的通俗一點:人永遠不可能成為神。謙卑、···
海德格爾哲學與牟宗三思想體現了針對“現代性”所蘊含之內在分裂的兩種迥異的回應方式:生存論的與“超越的唯心論”的。“偶讀”海德格爾影響到牟先生的康德詮釋,不過此種影響卻刺激他更為堅定而徹底地對于儒家思想做出某種絕對唯心論的闡釋。顯然,在他看來,海德格爾一類的“無本之論”與其說是回應了不如說是凸顯出“現代性”所蘊含的內在分···
在筆者看來,在寬泛的涵義上,“儒學復興”運動可以涵蓋當下思想、文化和學術領域的兩種基本取向:一是廣義文明論的國族敘事;二是以從事傳統文化闡釋的知識人為主導的,主要著眼于儒家典籍和精神義理闡釋、弘揚和推廣的文化運動。兩者之間當然存在某種交叉和互動,可是有一點是明確的:前者主要是環繞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政治統緒,后者則···
李澤厚的“天地國親師”既要解構傳統的“政教合一”,又需要擺脫現實利益等等糾結和那種中國式人際關系的復雜性,并且與“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的忘情于山水不同,仍然要熱切地走進人群,在人際之間尋找某種情感寄托。真希望李先生人生盡頭真正從這種“情感主義”的現世救贖路徑上獲得慰藉,愿他的靈魂安息!
在現代堅硬、堅實且散發著某種銅臭氣味的土地上,能否以及如何重建儒家的“理想主義”?這是牟宗三先生念茲在茲的問題;從這個角度說,牟先生思想沒有過時,牟、唐新儒學也沒有過時,我們也應當首先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和消化牟先生留給我們的寶貴的哲學遺產和精神財富。
現時代無論是教育體制及其內涵、社會基礎及其格局、人格造就及其象征,可以說沒有任何因素可以契接于傳統的“圣賢政治”。如果“王圣儒學”的理想國不幸言中,也只能是另一個“太平天國”。沒有哪一種政治體制是十全十美的,可是民主政治或許是最接近于現實版的“圣賢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