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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網獨家專訪之十六】

專訪林安梧：“圣誕節”應該叫“耶誕節”，儒教是覺性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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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人簡介：林安梧，港臺新儒家代表人物，曾任臺灣清華大學、臺灣師范大學教授，臺灣慈濟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鵝湖》社主編、社長，現任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特聘教授，臺灣元亨書院創院山長，山東尼山圣源書院副院長。著有《王船山人性史哲學之研究》《中國宗教與意義治療》《儒學革命：從“新儒學”到“后新儒學”》《儒學與中國傳統社會之哲學省察》《人文學方法論﹕詮釋的存有學探源》等。
采訪人：任重（儒家網主編）
受訪時間：西元2018年12月23日

【提要】

?西方的重點在“神”不在“圣”，必須回歸常態
?耶誕節過度的濃郁，其實是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在整個中國的話語權更勝
?儒教是覺性的宗教，基督教是信靠的宗教
?應該把“天地君親師”牌位立起來，塑造神圣教化空間
?文化認同危機最主要是來自于話語權的不平衡，要通過彼此交談對話來解決
?必須對現代性給出一個新的反思，防止以“全球化”之名而單向度普通化、一致化

【正文】

儒家網：我們注意到，近些年您經常談到一個問題，那就是不贊成將基督教經典BIBLE譯為“圣經”，認為應音譯為“拜普經”，GOD應當譯為“高德”不應譯為“上帝”，“圣誕節”應該叫耶誕節。您為何會關注這個問題？

西方的重點在“神”不在“圣”，必須回歸常態

林安梧：這個問題其實只是回到一個常態而已。

這就好像“北京”以前英文發音叫“Peking”，其實“Peking”是不合乎“北京”的，后來中國大陸把“北京”就直接翻譯成“Beijing”，我覺得這是妥當的。

這也就好像佛教用“般若波羅蜜”來直接音譯，而不是用“到彼岸的智慧”，用“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來取代“無上正等正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佛教的宗教哲學的語義脈絡有它的獨特性。譬如你講“無上正等正覺”，如果放在儒家，就跟佛教有很大不同。

所以，如果“Bible”這個語匯翻譯成“圣經”，其實是不妥當的。因為西方的重點不在“圣”，他的重點在“神”，在那唯一的超越的絕對的人格神。他所啟示的經典，就不叫“圣經”。

中文講“圣”，通天接地，通天地人，耳聽之于天、口宣之于人，這是“圣”。所以“Bible”翻譯成“圣經”是不準確的，而且容易有誤導，我覺得現在也到了必須回歸常態的時候。

再說，以一神論的宗教來講，伊斯蘭教的《古蘭經》或者《可蘭經》，基本上是音譯。我覺得對比平衡，就其話語權來講，“Bible”就應該翻成“拜普經”，直接音譯，我覺得這是妥當的。

如果以“God”這個詞來講的話，也是一樣的。就像伊斯蘭教的至高無上的唯一的真主，他們翻譯為“安拉”，這也是音譯，我覺得很妥當的。你把“God”音譯為“高德”，就以它的漢字的表象意義來講的話，其實也很好。如果翻譯成“上帝”，那就混淆了。

中國的《詩經》《書經》以及其他的古書已經用到了“上帝”這個語匯，而中國古書用“上帝”這個語匯并不一定指的是超越的絕對的唯一的人格神。它可能具有人格神的意味，它也可能具有至高的最上的存在的根源的意味。

因為“帝”這個字如果用文字學來講的話，它是像花萼的形狀，它代表了萬物始生之處。所以，“上帝”是一個至上的萬物始生之處、至上的萬物萬有一切的存在的創造的源頭。這跟“God”這個語匯是同一個Level,但是語義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我做這個建議，其實是非常平心靜氣地站在話語權的平衡，站在回到彼此宗教學或者哲學之間的溝通以及文化的對比溝通之上來說的，并且面對兩個最大的一神教，伊斯蘭教與基督宗教，它也是平衡的。

特別是在最近這個兩個一神教斗爭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如果我們能夠平衡來對待這一點，我想是一個非常好的良善的溝通的一個起點，這一點我是要強調的。

在這里，我們應該避開任何民族主義的情緒，站在一個文化交談跟對話的觀點上，強調它的平衡點而已。

儒家網：西方“圣誕節”在中國大陸愈演愈烈，不僅有商家推波助瀾，而且各級國民教育學校從幼兒園、中小學至大學，都組織過這個節日，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擔憂和反對，代表者如2006年十位青年博士生生聯署發表的《走出文化集體無意識，挺立中國文化主體性——我們對“耶誕節”問題的看法》。您對這個現象怎么看？

耶誕節過度的濃郁，其實是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在整個中國的話語權更勝

林安梧：關于12月25號，我想這個節日站在基督宗教文明的觀點是值得慶賀的，而且站在人類文明的觀點，它也是值得去祝賀的。但是這個節日在漢語文化圈里面叫“圣誕節”，這是不如實的。

中國要講“圣誕”的話，其實至圣先師孔子的誕辰叫“圣誕”，而我們今天居然把12月25號耶穌基督的誕辰叫做圣誕節，這樣不妥，因為耶穌基督他不是“圣”。

依照基督宗教來講的話，耶穌基督是唯一的“God”在人間的“神之子”，在這樣的狀況之下，講“神子節”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恰當的話，就叫“耶誕節”，我想這是很妥當的一個稱呼，而叫“圣誕節”，我覺得并不妥當。

相對來說，孔子誕辰沒有叫圣誕節，我們叫孔誕節，老子的誕辰我們叫老君誕節，佛陀的誕辰我們叫佛誕節，我想把耶穌基督的誕辰叫做“耶誕節”的話，話語上是很平和的，而且這樣是對稱的、恰當的、適度的、合理的。

這個事雖然很小，其實它是有意義的。

其實擴大了講，我曾經呼吁過，譬如說1492年，我們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我覺得這對于整個美洲原先的土著來講，也是不妥當的一個稱呼，應該說哥倫布在西元1492年因為被颶風漂流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而誤認為是印度，所以就把那個地方的人叫印第安人，把那個群島就叫印度群島，后來知道不是，所以就把那個地方改成西印度群島。

他其實不是發現了新大陸，他是誤闖了一個舊大陸，那么依據白人的觀點，把它認為是全新的，于是白人就占據了這個大陸。所以在這種狀況下，這樣的一個描述怎么樣是一個世界史的合理觀點，我想也是到了一個必要去理解的年代。

這就好像我曾經講過一個有趣的史實。西方人把澳洲的獨特的動物袋鼠叫做“kangaroo”，其實這是因為，白種人到了澳洲見到一個獨特的動物，他沒見過，于是就問澳洲土著，“What's that？”（“那是什么？”），澳洲土著因為聽不懂英文，就告訴他“kangaroo”，意思是“你在說什么？”，從此之后，“kangaroo”真的變成了袋鼠的稱呼。

其實“kangaroo”用來作為袋鼠的稱呼，對袋鼠來講是蒙下了不白之冤，因為袋鼠就變成了“你在說什么？”，這點我想不妥當的。所以我曾經跟朋友開玩笑說，如用中文的“袋鼠”翻譯成英文的話，可能還更準確，因為中文的“袋鼠”的意思是它前面有個袋子。

這些都是一種很平衡、平和的說法而已。但是現在我覺得，好像我們對話語權要提一個比較平和的說法的時候，國內就會有朋友說，你這是民族主義的一種情懷。其實不是的，這就是人類文明的一種交談跟對話的合理的理性而已，是應該這樣去理解的。

而關于越來越多的人過“圣誕節”，我認為這個很難用通過外在的權力來控制。但其實從這里也可以看得到整個話語權的不平等，宗教的話語權、文明的話語權在這里是不平等的。

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應該通過一些比較適度的方式，讓孔子誕辰以及老君誕辰、佛陀的誕辰逐漸復興，這樣的話一樣能夠出現比較好的節日的氛圍。

在對比的情況之下，才不會讓耶誕節過度的濃郁了。因為這種過度的濃郁，其實就代表了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在整個中國的話語權是更勝的，它已經是幾乎征服了全世界。就這一點來講的話，我覺得要讓其他的也生長起來，然后達到一個均衡和諧。

我覺得不是用禁止的方式，而是用調整的方式。而怎么能夠調整的恰當，我們必須要去檢討。

譬如說，像“圣誕節”這個語匯恰當地改為“耶誕節”，而為何改成“耶誕節”，我們要有一些恰當的詮釋。這樣的話，話語權慢慢均衡起來，也讓大家能夠感受到體會到人類文明要好好地往前發展。

其實話語權要能夠更均衡，才能夠真正有文明來交談跟對話，這個世界才會比較均衡地往前邁進。這需要我們去締造一些新的可能性，譬如說孔子誕辰、老子的誕辰、佛陀的誕辰、穆罕默德的誕辰等，這幾個宗教比較均衡地發展起來，我是覺得對人類文明是真的會有幫助的。要不然一枝獨秀，或者伴隨整個現代化的商業利益再一次生長擴張出去，我覺得這樣的不均衡發展是不好的。

要讓所有的人類的參與者能夠了解到，人類文明必須向更均衡的方向來發展，這樣才會更好。

儒家網：您認為儒教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宗教，那在今天，儒教應該如何重建？或者說，儒教重建的當務之急是什么？需要著重從哪些方面入手，比如一些具體的建議、措施或者步驟？

儒教是覺性的宗教，基督教是信靠的宗教

林安梧：關于宗教的問題，我一直認為儒道佛這三個宗教基本上可以劃歸到一個更大的范圍里面，他們是強調一種覺性的宗教，或者說心性覺醒的一個宗教。這個宗教不同于西方一神論的宗教。西方一神論的宗教，伊斯蘭教、東正教、天主教、基督教等，我覺得應該把它劃歸到信靠的宗教。

信靠的宗教是要投向那超越的絕對的唯一的人格神那樣的一個他者，而覺性的宗教是回到我們內在心性的一個覺醒的宗教。這是不同的兩個宗教形態，儒學作為一個宗教來講的話，它當然是完全滿足的。

我記得幾年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50年所慶的一個講座上，我做了一個《儒教釋義：儒學、儒家與儒教的分際》的講座，我在那里講的是清楚明白的。這篇文章后來發表在《當代儒學》（第十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現在網上可以看到這個文章。

這篇文章其實在說，我們的宗教是教化為主，以覺性、心性覺醒的喚醒方式為主導的宗教。這個宗教不同于西方一神論的宗教，但是它也是滿足所謂的教義、教主、教團、教典、教儀等等的要求，只是形態不同而已。

我常說，筷子跟叉子都叫餐具，但是你不能夠說只有叉子是餐具，而拿叉子做標準來看筷子。拿叉子的標準來看筷子，筷子真的不是很好的叉子，或者應該說是很愚蠢的叉子。但是如果相對來講，你用筷子來看叉子，那叉子顯然并不是筷子。

所以，應該有一個更寬廣的胸襟去理解。筷子跟叉子各有獨特的用法，使用叉子是一個主體通過中介者強力侵入客體、控制客體的活動，而使用筷子是主體通過中介者連接客體構成整體，達到均衡和諧才能舉起客體的活動，它各有勝場，也各有限制。而我們能夠尊重其差異，然后了解其共通性，這樣的話我們就說他們都是餐具，而且彼此就可以相容而相得益彰了。就好像現在吃自助餐的時候，我們使用筷子也使用叉子，我覺得這完全不相妨礙的。

所以我的提法基本上是站在話語的平衡權，以及其他的更大溝通可能性之上的。這一點，我想從人類的文明史、異文明的交通與宗教的交談對話的各種經驗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我認為21世紀是人類再度文明的、有新的交流和溝通的、創造新可能的年代，是值得我們留意的一個年代。

應該把“天地君親師”牌位立起來，塑造神圣教化空間

具體的落實，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是讓大家明白儒教是一個覺性的宗教、教化的宗教。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以前我們“天地親君師”這樣的一個牌位其實應該立起來。因為這個是反映著“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這是荀子所說的“禮有三本”。

我們如果把它翻譯成現代的語匯的話，“天地”是一個自然的共同體，“親”代表著血緣人倫的共同體，“君”代表政治社會的共同體，“師”代表的一個文化教養的共同體。

其實這里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國民族非常重視的是一種共同體的概念。從整個自然天地、血緣人倫到政治社會、文化教養，人是放在這樣共同體里頭好好生長的。我們必須得天地之滋養的，父母只是生、教、養，我們也必須得我們的師長前輩去教養，我們也必須得政治社會共同體之養育、保護。

總的來講，人是離不開天地，離不開先祖，離不開政治社會國家，離不開我們的文化教養。圣賢前輩的這樣的一個提法很重要，那怎么辦呢？其實就把“天地親君師”的牌位立起來。

其實它也不必太大，在家里有一個神圣的空間，一個神圣的教養教化的空間，一個覺性喚醒的空間。那么如此一來，基本上就可以獲得非常重要的一個儀式，而這個儀式本身是具有道理的，而且也是一種實踐的可能。

有一種提法是把“天地親君師”的牌位換一下，因為有人認為“君”容易跟以前的君主專制連接起來。其實“君”是一個“尹”加“口”字，其實就是管事了發話了就叫“君”。它其實是多元的，不是指的一個國家唯一的領導人，它講的是各行各業各個共同體里面的管事的。

有的人說把這個“君”改成“國”，我覺得一點也不必要，因為“君”這個字比“國”那個字還好，“國”這個字有限制，而“君”這個字就更寬廣，所以我就主張叫“天地親君師”牌位，這個順序也是依照荀子的提法。

另外我認為，為了強化血緣人倫的基礎點，應該要出臺一個政策。我以前提過，要讓祖輩父輩兒孫輩盡其可能地住在一個比較近的社區或者同一個社區，所以我們應該鼓勵，在同一個社區買房的話，應該給予無息貸款或者最低息的貸款。這樣的話，帶有文化意義的、帶有教養意義的在人文的血緣的一種聯系性就會有所增加，我覺得這是必要的。

另外在整個中小學教育里面，在小學中學到大學的課程里面增加多一些相關的中國文化經典，這是必要的。在地方來講的話，像地方志的書寫能夠重視到這些相關的文化的氛圍也是必要的，像祠堂的修繕以及鄉先賢的事跡的一些的報道，已經跟文化經典關聯在一塊了，我想可以有更多的關聯。這方面我看已經有很多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我強調的帶有一點儀式性的“天地親君師”牌位不是一種迷信，它其實講的是一個文化教養的理性空間、一個實踐的空間。這樣一個踐行的空間我覺得是必要的，它也帶有一個時代的標志、一個新的變化的標志。

另外鼓勵三代人盡量有更多的來往，這樣才能夠真正造成一個人倫共同體的生長。

儒家網：在今天的中國大陸，基督教等外來宗教尚未中國化，耶誕節與佛誕節不是同一個層面的問題吧而很多人從文化安全的角度來看“圣誕節”問題，認為這是外來文化入侵，會導致文化認同危機。例如，多年前，德國等歐洲國家聯手反對美式圣誕節，原因是“美式圣誕”的商業化讓不少歐洲人憤怒不已。比如，目前通常所見的紅衣白胡子的圣誕老人形象，其實是美國藝術家桑德布洛姆為可口可樂公司創作的。大吃大喝及過度消費等現象，也是來自美國的“商品”。您怎么看？

文化認同危機最主要是來自于話語權的不平衡，要通過彼此交談對話來解決

林安梧：我個人認為，其實文化認同危機最主要是來自于話語權的不平衡，如果話語權能夠平衡的話，就會好一些。

我個人是主張更開放的胸襟來接納各個不同的文明，但是也要有深入的主體自覺去面對這個世界的諸多文明（記得是諸多文明）。在諸多文明的一個交談對話、彼此互鑒的過程里面，我覺得才可能進一步好好發展的。所以這不是有沒有中國化的問題，而是彼此交談對話充分不充分的問題。

佛誕節作為佛誕節、耶誕節作為耶誕節，以及老君誕節，乃至穆罕默德的誕辰與孔誕節、孟子誕節等，我想類似這樣的稱謂以及這樣多元的發展是必要的。您里面提到了德國等歐洲國家聯手反對美式的“圣誕節”，原因是美式“圣誕”的商業化，讓不少歐洲人憤怒不已，我想這當然是有道理的。所以我們也應該通過文化的交談與對話來處理這個事。

而文化交談對話，當然包括批判，批判的目的不是對抗，批判的目的乃是回到一個事實本身，讓它彰顯起自己。這是一種真正現象學的方式，回到事物本身。而讓事物彰顯其自己的時候，我們就知道，其實目前來講，美國式“圣誕”的這種商業化，其實也已經遠離了美國原先“圣誕”的精神了。

至于基督宗教在中國也已經有了好幾百年的歷史，我也認為他應該會有一些新的發展。這也就牽涉到一個本色化神學的問題，或者叫本土化神學，或者用另外的話來講，具有中國特色的基督教神學。

我認為這也是一個未來發展的可能。我甚至認為不出30年，應該會有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基督教神學，成為中國基督教的特色，所以基督教福音將有可能從中國再傳到世界各地去，我想這是一個儒耶會通或者儒道佛耶會通后以基督宗教為主導的的一種方式。

當然，講佛教的話，就是以佛教為主導，帶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我想以后可能會有一種帶有基督教特色的儒教，這是文明的交談、對話的各種可能。

儒家網：那么，今天，外來宗教中國化主要是基督教、伊斯蘭教，相較于歷史上的佛教中國化，這次的面臨的歷史形勢有何不同？困難何在？如何實現？

必須對現代性給出一個新的反思，防止以“全球化”之名而單向度普通化、一致化

林安梧：目前來講，外來宗教中國化，比如基督教、伊斯蘭教，相較于歷史上的佛教中國化，當然歷史形勢不同，他的義理、思維、系統、類型也有很大不同。

從整個宗教的義理思維系統類型來說的話，我想畢竟佛教還是可以劃歸到所謂的“覺性的宗教”，心性的覺醒的宗教，它不同于“信靠的宗教”，不同于信靠超越絕對唯一人格神的宗教。所以基督教、伊斯蘭教要中國化是比較困難。

不過如果基督教跟伊斯蘭教能夠慢慢柔化對超越的絕對的唯一的人格神的信仰，慢慢地落實到人的內在的心性修為的這樣一個信仰，從而有更多交談跟對話，我想那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說，這樣的一個中國化，它會使得基督宗教的中國化跟伊斯蘭教的中國化有新的發展。

其實截至目前為止，這樣的中國化的基督教伊斯蘭教不是沒有，只是它的整個力度以及向度，還有它的整個體量還不夠大而已。隨著整個時代的變遷，文明的發展進到21世紀，我認為這些可能性是有的。

至于困難，就在我們剛剛提到的整個義理思維系統脈絡的異同。“覺性的宗教”跟“信靠的宗教”要融通是會有一些艱難的，不過它還是可能的。如何實現呢？這就是要更多交談跟對話。當然目前來講，它另外一個很大的困境就是，現代化、現代性的一往而不復的長驅直入，帶有強烈的文化的霸權色彩，這本身就容易導致文化的沖突，而這個文化沖突就很難化解。

我想我們必須呼吁，全世界各族的文明，以及不同的宗教，應該廣開胸襟，有更多交談跟對話。要不然的話，是難以達到所謂的真正的進一步的文明發展的可能，這一點我認為是很重要的。

這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對現代化、現代性給出一個新的反思。這樣的話，才不會以“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名稱而其實是單向度的普通化、一致化，因此又慢慢地貧乏了，這樣是不行的。所以現在另外的語匯被提出來，就是所謂的“在地全球化”（glocalisation），有在地化、有本土性，才真正有世界化，而這樣的世界化能夠包容差異跟多元，它能夠反思到，太過于一致性、太過普同性就會造成一種匱乏。

其實現代化之后的很多思想家們也在想這些問題，我們人類文明必須有更多交談與對話。中國文明跟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乃至非洲文明應該有更多的對話，這才能夠迎來一個新的文明的軸心年代，這是一個對話、交談、互動的一個軸心年代。這是我們所期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