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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哲學的“中國大家”到解釋學的“國際大家”

——成中英的“本體詮釋學”宏構

作者：劉悅笛（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

來源：《中華讀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臘月初七日庚辰

          耶穌2024年1月17日

成中英先生贈與一套十卷本的《成中英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拿到家里就重點翻閱了其中的第一二卷《本體詮釋學》、第三卷《儒家哲學的本體重建》和第七卷《中國哲學與世界哲學》，對這位享譽海內外的哲學大家的思想有了更為深入的了解，特別是對其晚年所致力于的“本體詮釋學”（onto-hermeneutics），有了趨于整體性的把握。我也從起初懷疑本體與詮釋如何得以輳合，轉變到認同這種“中國性”的哲學原創。

有趣的是，我手里居然還收藏了成先生最早出版的兩本著作——《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化》和《科學知識與人類價值》，分別由三民書局在1974年3月和4月出版的——那是在臺灣講學的時候，在臺北大學附近的舊書店購得的，“年齡”居然都比我大。后來在成中英先生北京家里，拿給他看，他看著封底那張照片上不到四十歲時的年輕臉龐，不禁啞然失笑。其實，他很多思想的源頭在這兩本小冊子當中都得以濫觴。

2015年6月在中國人民大學開會，酒席之間成先生向我表達了這樣的觀點：早在1973年創辦英文版《中國哲學季刊》之時，中國哲學就已經登場了！我追問：那由誰來代表呢？成中英先生回說除了他這位主編，還有副主編美國天主教大學柯雄文（Antonio S. Cua）等學人當為代表。成中英先生的“本體詮釋學”大概就是已在國際上出場的“質勝”的中國哲學吧。

成中英先生回顧自己的學思歷程，赴夏威夷大學任教后的早期二十年為中西哲學并重期，中期二十年是深入探討中國哲學期，后期二十年則是逐漸建構哲學期。這最后一個時期可以說延續至今，成中英先生將濫觴于上世紀70年代后期的“本體詮釋學”逐漸打磨完成，因為直到1980年代中期，他才最終確定結合本體存在論與詮釋學乃是詮釋學必然發展的一個方向，后來則更自信地宣稱——“本體詮釋學”乃是整個哲學詮釋學的真正基礎！

在我看來，這就實現了一種轉變：從哲學的“中國大家”到解釋學的“國際大家”的重要嬗變。

2021年12月25日，成中英先生獲“國際詮釋學研究院”院士的榮譽教授獎，其中的文字部分成先生找我第一時間從英文翻譯出來：

成中英是夏威夷大學哲學榮譽教授。在過去至少五十年中，他根據對本體宇宙論、綜合性的觀察和對宇宙與世界變化本質的創造性形成與轉化的反思，發展了一種人類生存理論。這些見解來源于根植自《易經》傳統的古典中國哲學。

成中英之人類存在論有兩個維度：第一，一個現實的概念，它解釋了自然界和世界中所有事物的創造性形成和轉化。這一點在《易經》中的在與非在、陽與陰的二元體系中就明顯存在。其次，他的理論解釋了人類如何參與宇宙的創造力和活力。這需要理解世界的能力，從而為每一種文明創造符號、語言和文本，并允許對世界上的事物和事件形成新理解和新解釋。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引入了一個關于人類自我和人類心靈的概念，這個概念能夠在不同的但卻相關的具體和抽象領域中，獲取與構建關于理解的諸多范疇。

成中英發展了人類理解的十大基本范疇：內在性、外在性、內外統一性、外在超越性、內在超越性、內外超越性的統一性、根源性、律動性、目的性、超融性。這些范疇是指人類在本體宇宙結構當中將認識論和解釋學加以整合的過程。因此，解釋學對每一種語言、文化和傳統都具有重要意義，并適用于各種事業，包括翻譯和比較哲學。

通過比較哲學，特別是中國古典哲學和西方哲學之間的比較，成中英將解釋學擴展到施萊爾馬赫、狄爾泰、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之外，以包括他相信的其所預設的本體宇宙學的根基。

其中，對成中英先生的贊譽頗高，認為是他在四位歷史上最重要的哲學解釋學大家之外，發展了一種中國化的解釋學，而自我本體存在“十性說”可謂是這種學說的思想內核。評議人顯然“發見”了其晚年思想成熟時期的哲學新創的價值。特別是從比較哲學的角度來看，成中英先生對國際解釋學的貢獻可謂獨樹一幟，甚至說獨一無二也不為過，因為解釋學的發展不能僅僅囿于印歐語系的內在傳承，漢藏語系對此要有所拓展乃至突破。

我認為，成中英先生的思想來源主要有三個系統：以《易》為代表的中國哲學傳統、蒯因為代表的分析哲學傳統和以伽達默爾為代表的解釋學哲學傳統。他在中、美、歐哲學思想之間進行了一番整合與新創工作。能將美國哲學與歐陸哲學兩大傳統融為一爐，在當今中國哲學家那里是甚為鮮見的，因為如今的比較哲學，或者聚焦于德法現象學與中國哲學加以彼此詮釋，或者關注于英美分析哲學與中國哲學的相互映照，而罕有將三種傳統加以融會貫通的。然而，在成中英先生那里，美國式的分析哲學傳統所被繼承的并非只是方法論，歐陸化的解釋學哲學傳統在他那里又得以擴充開來，但是無論是哪種傳統都被立基在中國哲學的根基之上，從而形成了一種國際哲學視野的交融與新創。

先說直接的師承關系，蒯因可謂是代表了美國分析哲學的新大陸風格，因為他將分析傳統與實用主義進行了新的綜合，而早期成中英先生從他這位老師那里獲得的最大啟示卻是：邏輯本身具有本體論的內涵，但與這種邏輯本體論不同，他要走的卻是“易經本體論”之路，并在其詮釋易經的符號化當中借鑒了蒯因那種整體化與集體性的認識。然而，盡管蒯因的“自然化”知識論保持開放，在成中英先生看來，其對人心性功能的評價與解釋卻出現了短板，而這恰恰是中國哲學的長處所在。后來這種直接師承，變成了一種間接性影響，而解釋學作為一種間接影響，卻成為一種直接性的啟發。

再說間接的影響關聯，伽達默爾的解釋學理論可謂是對晚期成中英先生影響深遠，不同于其早期深受蒯因的分析化洗禮，前者的解釋學卻直接地啟發了本體詮釋學。順便說一句，我個人更為贊同將Hermeneutics翻譯為詮釋學，據說這是成中英先生的首譯，港臺的確基本使用這種譯法。成中英先生在繼承當中卻洞見出：蒯因與伽達默爾在語言使用方面的的趨同之處，盡管前者重邏輯，后者重歷史，前者重存在認知，后者重經驗文本，前者重邏輯分析，后者重處境直覺，但在二者之間，成中英先生卻發現了一種新的綜合的可能性，從而試圖鍛造出一種“有本有源”“有體有用”“能知能行”的詮釋學體系。

成中英先生本體詮釋學的這種本源性、體用性與知行性，令我想起在2018年以“天人合一”為主題的中印思想對話國際論壇上，開幕后留墨寶過程中，成中英先生只寫了上聯的四個字——“知《易》行《易》”，然后就執筆停在半空，問我下聯究竟該如何來對？當場筆者也確無靈感未能及時應答，但返家后腦海里卻突然蹦出個下聯——“欲仁至仁”。實際上，成中英先生將易經加以本體化的哲學建構，恰恰是一種中國化的哲學思想體系，也就是追求本源為一、體用融一、知行合一的“中國哲學”境界，在這種自本生根的建構過程當中，同時也就走出了一條“中國化”的解釋學理路。

這就要回歸到易經的大智慧基石，成中英先生之所以由此為基創構本體詮釋學，乃是要為整個解釋學提供形而上學的新基礎，并認為這種重構的基礎，并不是來自西方的ontology，而是源發自中國的本土論。這種哲學宏構無疑是有著國際胸襟的。因為無論是海德格爾的存在本體還是蒯因的科學本體，從成中英先生的視角來看，皆缺乏從“本”到“體”的創造性的發生概念，這個概念及其踐行恰恰為《易經》所提供出來。由此，本體創造的宇宙存在和宇宙內人的存在，就都變成一種生生不息的“大化”過程：

本體詮釋學的本體是一個動態的、開放的、從一個創造的根源存在形成個體的過程。其發展涵蓋了中西形上學（存在與宇宙萬物）對個體存在性質規范的各個方面，但卻是經過我對人的經驗理解與理性認知綜合及總結出來的“存在體”。

本體詮釋學對本體的理解是兩個層次的：一個是自我的層次，一個是宇宙自然的層次。兩個層次相互引申，形成了中國易學中所說的天人合一的統一體。也為人心性的存在提供了一個生命力的基礎。此一生命力的基礎指向一個宇宙本源的創造力以及人生于天地之中所秉受的生命創造力。

外在超越性可以有西方“斷絕式的外在超越性”與中國“連續性的外在超越性”。內外超越性可以結合為一體，在中國哲學傳統中，內外超越性的統一結合就像內外自覺性的結合一樣，使人的存在層次更為提升。那是一個內外兼顧，內外包含，彼此平衡和相互和諧的整體感知，我名之為超融性，也就是超越的融合性（transcendental integration）

于是，這種中國本體哲學就被如此建構起來，所謂自我本體存在“十性”，就是按照這種本土解釋學的原則一一鋪敘而成，從而實現了一種本體的詮釋化與詮釋的本體化，為當今世界哲學之林奉獻出一種漢語哲學的宏大敘事。

與成中英先生還有一次共患難的過程——2018年7月末赴德國參加一次國際會議，返程時因為慕尼黑機場發生意外事件，機場一度關閉進行排查，漸漸從有序陷入無序亂成一團。在這場歷時八小時的“逃難”過程中，我陪著成中英先生，當時在擁擠的人群中感覺呼吸都很困難，后來才終于找到輪椅讓先生稍事休息。當時成中英先生說，等回來后要請飯致謝。一來二去，那以后我們就開始了哲學之聊：談黃帝，談陽明，談牟宗三，談方東美……

這就是我從讀成中英先生的書到結識這位哲學家所形成的一種全新的感受與認知。對一位哲學家的界定與定位，最終還在于——他究竟創造了什么？這種創構影響何在？后人究竟該如何看待他……

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