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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逢祿《春秋》學著述再考

作者：曾亦（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哲學史》2025年第5期

摘要：劉逢祿是清代今文學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春秋》學著述頗為豐富，但又存在諸多異說。本文詳細考訂了劉逢祿的《春秋》學著述，確認已刊行者有十二種，包括《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等；至于擬作而未刊刻的著述，本文在綜合各家說法的基礎上，通過對相關文獻的重新考訂，確認不過五種而已。此外還梳理了劉逢祿撰述《春秋》諸書的經歷，辨析了已刊諸書的不同版本及其內容差異，并探討了劉逢祿著述刊刻與論列的情況。劉逢祿《春秋》學著述成為考訂上的難題，主要由書名前后的不同、已刊與擬作書名的不一致，以及不同刊刻本的差異所致。

關鍵詞：《春秋》公羊劉逢祿

劉逢祿是清代今文學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其著述亦極是豐富。然而，關于其《春秋》學成果的撰述及刊刻情況，自其子劉承寬所撰《先府君行述》以后，素來頗有異說。

關于此問題的研究，今人吳仰湘《劉逢祿〈春秋〉學著述考》一文的考訂，最為全面而精審。吳氏此文臚列劉承寬、李兆洛、戴望、平步青、孫海波、張廣慶、申屠爐明、蔡長林八家之說，并將太清樓本、學海堂本、養一齋本和思誤齋本相互比較，剔除其重復者，認為逢祿所撰《春秋》學著述已刊行者，實有十二種，即《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十卷、《公羊申墨守》一卷、《公羊廣墨守》一卷、《左氏申膏肓》一卷、《左氏廣膏肓》一卷、《穀梁申廢疾》一卷、《穀梁廣廢疾》一卷、《論語述何》二卷、《春秋論》二篇、《春秋公羊議禮》十四篇、《夏時等列說》一篇、《春秋賞罰格辭并答問》一篇。此外，若將已被魏源合于《公羊廣墨守》的《讀公羊通義條記》、已刊而未論及的《春秋考異》一并計入，則共有十四種。至于逢祿擬作而未見刊刻的《春秋》學著述，據其諸敘自述，則有《胡毋子都春秋條例》《春秋通義》《解詁箋釋》《答難》《申何難鄭》《春秋禮》《禮議決獄》《春秋比事》《中庸崇禮論》《漢紀述例》《緯略》，凡十一種。

筆者則折衷諸說，以為未見刊刻的《解詁箋釋》即《解詁箋》，《后錄》則改題為《公羊申墨守》;《申何難鄭》即刊刻于《后錄》的《左氏申膏肓》《左氏廣膏肓》《穀梁申廢疾》《穀梁廣廢疾》，凡四種；而《春秋禮》《禮議決獄》《春秋比事》三種，疑為一書；《胡毋子都春秋條例》即《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答難》即《公羊廣墨守》所收十七條。據此，吳氏所言逢祿擬作未成或未刊之書，實不過《春秋通義》《禮議決獄》《中庸崇禮論》《漢紀述例》《緯略》五種而已。

一、撰述《春秋》諸書的經歷

嘉慶元年（1796），劉逢祿撰成《穀梁廢疾申何》二卷。其敘云：

余采擇美善，作《春秋通義》及《解詁箋釋》。因申何氏《廢疾》之說，難鄭君之所起。（1）

案，是敘作于嘉慶十五年，其中所言《解詁箋釋》，即嘉慶十四年已成的《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而《春秋通義》雖終始未見，而此時猶有志焉。

嘉慶十年，逢祿服闋，應聘主兗州講席。六月，作《東魯講舍三十初度雜述八首》，其一詩曰：“賦凌滄海堪糊瓿，書擬溫城失貫珠。”其下自注云：“余少喜讀《繁露》，既冠，纂輯《胡毋子都春秋條例》《春秋禮》《申何難鄭》諸書，一輟于應試，再輟于遭故，尚未畢業。”（2）又，《閏六月三十重度時〈春秋釋例〉成題四章示諸生》中一詩曰：“一月重尋翰墨緣，溫城絕業得珠聯。”其下自注云：“南宋《館閣書目》謂‘蕃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時纂輯《春秋條例》方竟。”（《劉禮部集》卷十一）據此，逢祿既冠以后，遂纂輯《胡毋子都春秋條例》，其間因科考、父憂諸事，直至嘉慶十年六月，乃于東魯講舍撰成《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凡十卷三十篇。對此，張廣慶以為，“先生蓋以為何氏義例既遠紹胡毋氏，則纂輯《春秋公羊解詁》義例，胡毋生之《條例》可得而見焉。惟書成之后，則題曰《何氏釋例》”（3），則既冠擬作的《春秋條例》即此撰成的《何氏釋例》。張氏以為，《春秋公羊何氏釋例》一書，殆纂輯何休《解詁》義例而成，故又名《春秋條例》;又以《解詁》義例遠紹胡毋氏，故《何氏釋例》即《胡毋子都春秋條例》也。吳氏以《胡毋子都春秋條例》未見刊刻，疑非。

逢祿又有詩曰：“弱冠研精志不磨，每從家法辨沿訛。引鍼難起邱明疾，入室先操武庫戈。要使日星輝覆盎，還將峽石挽頹波。經神絕業如相待，一瓣心香奉董何。”逢祿時以董、何“若合符節”，故其撰《何氏釋例》，雖繼“經神絕業”，實無異于“一瓣心香奉董何”。正因如此，《穀梁廢疾申何》敘謂“微溫城董君、齊胡毋生及任城何邵公三君子，同道相繼”，蓋胡、董、何三書體例雖異，畢竟“同道相繼”也。（4）

《釋例》敘亦撰于同年，其中有云：

為《釋例》三十篇，又析其凝滯，強其守衛，為《箋》一卷、《答難》一卷，又博征諸史刑禮之不中者，為《禮議決獄》一卷，又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失，為《申何難鄭》五卷，用冀持世之志，觕有折衷。（《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春秋公羊釋例后錄》，第4頁）

逢祿于此始謂其擬作諸書，有《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公羊解詁箋》《答難》《禮議決獄》《申何難鄭》，凡五種。其中，唯《釋例》業已成書，《箋》即嘉慶十四年所成的《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而其余三種乃其擬作。道光四年，逢祿《尚書今古文集解》序云“予自束發治《春秋》，所擬《議禮決獄》《答難》諸書，至今未能卒業”。今將兩序相比較，則《申何難鄭》似已撰成，然其書似未見刊行耳。（5）

關于《申何難鄭》，《釋例》敘謂“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失，為《申何難鄭》五卷”，而劉承寬《先府君行述》謂“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得失，為《申何難鄭》四卷”，二語幾乎無異，蓋《行述》本乎《釋例》敘，唯卷數不同耳。孫海波認為，《左氏春秋考證》二卷、《后證》一卷、《箴膏肓評》一卷，凡四卷，即《行述》所言《申何難鄭》四卷也。（6）1923年，劉祺編纂《武進西營劉氏清芬錄》第一輯，其于著錄《春秋公羊釋例后錄》時云：“其《公羊申墨守》《廣墨守》各一卷，原名《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即禮部總序《箋》一卷、《答難》二卷是也。其《申膏肓》《廣膏肓》《申廢疾》《廣廢疾》各一卷，即總序《申何難鄭》四卷是也。”劉祺此說最為得實，符合逢祿自言的“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失”之意。且若據《后錄》卷數，則四書各為一卷，正合《行述》所言“《申何難鄭》四卷”;若據《清經解》所收錄《箴膏肓評》《左氏春秋考證》《后證》各一卷，及《穀梁廢疾申何》二卷，則合于逢祿自言“《申何難鄭》五卷”之數。

至于終始未見的《答難》一書，《公羊廣墨守》中載有魏源的附識，曰：“以上十七條，皆先生《答難》原稿，以下缺，今取先生讀《公羊通義》條記補之。”誠若是說，則《答難》即《公羊廣墨守》所錄十七條，而《清經解》所收《發墨守評》僅有“鄭國處于留”一條，亦存于《廣墨守》。魏源又取逢祿讀孔廣森《公羊通義》條記補之，即今所見《廣墨守》。又，嘉慶十七年所成《左氏春秋考證》卷二有云：“賈逵阿世，以讖論學，本不足辨，今于《公羊答難》及《春秋比事》詳之。”（7）據此，逢祿撰《答難》之旨，實欲答賈逵舉三十七條以難《公羊》事也。不過，誠若魏源所言，今所見《答難》中未有駁賈逵者。《釋例》敘云：“又析其凝滯，強其守衛，為《箋》一卷、《答難》一卷。”張廣慶據此，以為“《何氏解詁箋》乃析其凝滯之作，《答難》一卷乃強其守衛”（8）。此說亦未是。又案，李兆洛撰《禮部劉君傳》，其中有“以微言大義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洞然，推極屬辭比事之道，又成《箋說》《答難》《決獄》”，則似《答難》與《春秋決獄》同一性質，皆引經義以決事也。

至于《考證》所言《春秋比事》，疑即《東魯》詩自注提到的《春秋禮》、《釋例》敘與劉承寬《行述》提到的《禮議決獄》（9）、《尚書集解》序提到的《議禮決獄》。諸書或言《春秋禮》，或言《決獄》，而未有并提二書者，抑或一證歟?關于此書的性質，乃逢祿上承董仲舒《春秋決獄》與何休《漢議》之志，而欲引經義以決事也。逢祿議禮無二適、適孫為祖父母承重及張貞女等事，正其例也。承寬《行述》撰于逢祿已歿，既謂有《議禮決獄》四卷，當存其稿，其不見刊刻，未知何故?其后龔定庵撰《春秋決事比》六卷，則承逢祿之志耶?惜乎定庵之書亦不存，今唯余《答問》一篇耳。又考今《劉禮部集》所收《春秋公羊議禮》十四篇，唯存《春秋》之禮，而不涉獄事，抑或逢祿有所避忌，而刪之邪?

二、劉逢祿著述的刊刻與論列

劉逢祿所撰諸書，生前與卒后俱有刊刻，計有太清樓本、學海堂本、養一齋本及思誤齋本。1923年，劉祺編纂《武進西營劉氏清芬錄》，則大致重刊養一齋本而已。

太清樓本初刊于嘉慶末，光緒丁酉（1897）重刊，所收錄著述有《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十卷、《春秋公羊經何氏解詁箋》一卷、《發墨守評》一卷、《左氏春秋考證》二卷，僅有四種。

道光九年，逢祿卒后，其子劉承寬撰《先府君行述》云：

至《春秋》則獨抱遺經，自發神悟。主山東講舍時為《釋例》三十篇；又析其凝滯，強其守衛，為《箋》一卷、《答難》二卷；又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得失，為《申何難鄭》四卷；又斷諸史刑禮之不中者，為《禮議決獄》四卷；又推其意為《論語述何》《中庸崇禮論》《夏時經傳箋》《漢紀述例》各一卷；其雜涉蔓衍者，尚有《緯略》一卷、《春秋賞罰格》二卷。凡為《春秋》之書，十有一種，宮保阮公、申耆李公各為梓行于廣東、揚州。（《劉禮部集》卷11，第211頁）

此說多本于逢祿本人的《釋例》敘，不過卷數不盡相同，其余諸書又與道光十年魏源所編《劉禮部集》所收書目有異，而承寬又言之鑿鑿，謂《春秋》諸書十一種皆收入阮元學海堂本、李兆洛養一齋本，似已刊行。不過，《答難》《禮議決獄》《漢紀述例》《緯略》實未見刊本。故有學者認為，承寬“在親喪之際倉促作《行述》，未及仔細清理劉氏遺稿”。（10）

同年，李兆洛撰《禮部劉君傳》云：

君乃研精《公羊》，探源董生，發揮何氏，成《釋例》三十篇；以微言大義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洞然，推極屬辭比事之道，又成《箋說》《答難》《決獄》等，凡十一書。（11）

案，李兆洛先后兩次刊刻逢祿之書。嘉慶十七年（1812），李氏刊刻《皇朝經解》，主要收錄了逢祿《春秋公羊何氏釋例》十卷；道光八年（1828），又刊行《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十卷與《后錄》六卷。其中，《后錄》包括《公羊申墨守》（由《解詁箋》改題）、《公羊廣墨守》（由《發墨守評》改題，魏源又取逢祿讀孔廣森《春秋公羊通義》條記補之）、《左氏申膏肓》（由《箴膏肓評》改題）、《左氏廣膏肓》（由《左氏春秋考證》改題）、《穀梁申廢疾》（由《穀梁廢疾申何》卷一改題）、《穀梁廣廢疾》（由《穀梁廢疾申何》卷二改題）。

又案，李氏《禮部劉君傳》亦謂逢祿《春秋》著述有十一種，然其所刊刻僅七種，加上以微言大義褒貶時事的《箋說》《答難》《決獄》，猶不過十種；若將《左氏廣膏肓》分為《考證》與《后證》兩種，則有十一種。然《箋說》一書所指未明，且未見諸書敘及。不難發現，李氏所說十一種，顯與劉承寬所言不同。

其后，戴望撰《故禮部儀制司主事劉先生行狀》，除了承寬《行述》所列十一種外，又舉《春秋論》《左氏春秋考證》《申左氏膏肓》三種，則逢祿《春秋》著述當有十四種。其后，《清史稿》《清史列傳》《清代七百名人傳》皆據戴望《行狀》為逢祿立傳，即用此說。

民國十二年（1923），劉祺輯《西營劉氏清芬錄·文稿內篇》，其中著錄有“《春秋公羊何氏釋例》十卷、《釋例后錄》六卷”，并云：

是書為李氏兆洛校刊原本。《釋例》三十篇，曰張三世、曰通三統、曰異內外、曰時日月、曰名、曰褒、曰譏、曰貶、曰誅絕、曰律意輕重、曰王魯、曰建始、曰不書、曰諱、曰朝聘會盟、曰大國卒葬表、曰小國進黜表、曰秦楚吳進黜表、曰大夫卒、曰侵伐戰圍入滅取邑、曰地、曰郊禘、曰闕疑、曰主書、曰災異，皆類次傳注于前，而總釋其義于后，蓋仿杜預《左氏釋例》也，厘為十卷。其《公羊申墨守》《廣墨守》各一卷，原名《公羊解詁箋》，即禮部總序《箋》一卷、《答難》二卷是也。《廣墨守》十七條以下原稿缺佚，魏氏源取禮部《公羊通義條記》補之。其《申膏肓》《廣膏肓》《申廢疾》《廣廢疾》各一卷，即總序《申何難鄭》四卷是也。《廣膏肓》原名《春秋左氏考證》。李氏共厘為六卷，總名曰《釋例后編》。總序又有《議禮決獄》，未經刊入。

可見，劉氏所輯，即據李兆洛所校刊的養一齋本也。

三、已刊《春秋》諸書辨析

茲按逢祿撰寫諸書時間，綜述其生前已刊《春秋》諸書，且為辨析如下：

一、《穀梁廢疾申何》

嘉慶元年（1796），逢祿年二十一，撰成《穀梁廢疾申何》。此書乃逢祿第一部《春秋》類著述。是書《清經解》作兩卷，而養一齋所刊《后錄》分別作《穀梁申廢疾》與《廣廢疾》，各一卷。上卷凡四十條，僅四條乃輯得鄭玄《起廢疾》語，附于卷末；其余三十六條，或錄經文，或錄《穀梁》傳文，其下皆附何休《穀梁廢疾》與鄭玄所釋，更下則有逢祿之辭，以明“申何”之意。下卷凡一百五十一條，皆節引《穀梁》傳文，皆《廢疾》所不具，自為摘出而申之，間及范甯注，后則為逢祿之申辭，而以“申何”為旨。周中孚謂是書“仍以《公羊》家言作禽墨之守御耳”（12），而楊鐘羲則曰：“申受護持任城，作禽息之守御，排斥《左》《穀》，大放厥詞，自謂非敢黨同，不可信矣。”（13）

嘉慶十五年，逢祿又為是書作敘，其中謂“余采擇美善，作《春秋通義》及《解詁箋釋》。因申何氏《廢疾》之說，難鄭君之所起，覃思五日，綴成二卷”。（14）逢祿此敘表明了其對《公羊》與《穀梁》的總體看法，即以《穀梁廢疾申何》之旨在“申何氏《廢疾》之說，難鄭君之所起”，而《春秋通義》及《解詁箋釋》則采擇《穀梁》之“美善”，目的則在“為公羊氏拾遺補闕”。（15）不過，敘中所說的“采擇美善”，只是代表了嘉慶十四年所撰《解詁箋》的立場，而逢祿在嘉慶初撰《穀梁廢疾申何》時，猶純然取“墨守”《公羊》的態度。

二、《春秋公羊經何氏解詁釋例》

嘉慶十年，逢祿撰成《春秋公羊經何氏解詁釋例》。據其自言，既冠以后，始擬作《胡毋子都春秋條例》《春秋禮》《申何難鄭》諸書，然因諸事延宕，歷十年乃撰成《何氏釋例》。是書之體例，遠則紹述胡毋生《春秋條例》，近則效仿外祖莊方耕《春秋正辭》，而為屬辭比事之學。（16）其敘自謂是書“專明墨守之學”，則以“申何”為旨。然周中孚頗輕此書，以為“不過數月可畢事”，“可笑其不自量”（《鄭堂讀書記》，第197頁）。

三、《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

嘉慶十四年，逢祿撰成《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是書題曰“箋”者，蓋用鄭玄箋《毛詩》之意，即其旨以宗何為主，然《解詁》義有隱略者，則表明之；義若有失，或有不同，則下以己意。其所箋釋者，皆摘錄傳文、《解詁》，凡九十二條，以申《解詁》之意。周中孚評此書曰：“折衷眾家，以歸于是，或詳或略，皆極精密，于何氏繩墨少所出入，猶著《釋例》之用意也。”（《鄭堂讀書記》，第197頁）

不過，《解詁箋》之旨，已不同于逢祿撰《穀梁廢疾申何》時的“申何”立場，亦不同于《何氏釋例》的“墨守”，蓋欲采擇《穀梁》之“美善”，而意在“為公羊氏拾遺補闕”也。

四、《左氏春秋考證》《后證》與《箴膏肓評》

嘉慶十七年十一月，逢祿撰成《左氏春秋考證》一卷、《后證》一卷、《箴膏肓評》一卷。此三書俱收入《清經解》，而共一敘，即養一齋本《左氏申膏肓》敘也。《劉禮部集》亦收《申左氏膏肓序》，文字相同。然養一齋本《左氏廣膏肓》又收入《左氏春秋考證》原敘。兩敘撰寫時間相同，而文字雖異，然其大旨皆同。（17）《申膏肓》敘謂《左氏》經劉歆附會，“增設條例，推衍事跡”，其意在成立《左氏》為《春秋》之傳，故逢祿自謂“欲以《春秋》還之《春秋》，《左氏》還之《左氏》，而刪其書法凡例及論斷之謬于大義、孤章絕句之依附經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真”;至于《廣膏肓》原敘則謂《左氏》本不傳《春秋》，而劉歆始改稱《春秋左氏傳》，又謂劉歆增設“君子曰”“書曰”之辭，適足為左丘明之罪人。可見，兩敘之說，可相互補充。

廣州太清樓本刊刻于嘉慶末年，收入《左氏春秋考證》二卷；學海堂本刊刻于道光初年，收入《左氏春秋考證》二卷、《箴膏肓評》一卷。養一齋本于道光八年二刻，收入《箴膏肓評》的改定本《左氏申膏肓》《左氏春秋考證》的改定本《左氏廣膏肓》以及《左氏春秋后證》。

三書雖以“申何”為主，然謂“何君于《左氏》未能深著其原”，蓋以劉歆于丘明書外偽竄書法凡例等，而何休未有所見。逢祿此說可謂發千古所未發，則三書已不止于“難鄭”，而欲直探古文經之巢穴也。其中，《考證》凡一百十九條，蓋摘錄傳文以證其非《左氏》舊文，乃劉歆所比附；《后證》凡二十四條，摘引《史記》、兩《漢書》、《說文》、孔疏、劉向《別錄》諸書，證《左氏》不傳《春秋》，總屬劉歆所改竄。《箴膏肓評》一卷，凡三十條，以傳文為綱，又以何休《膏肓》、鄭玄《箴膏肓》附之，而各為之評，或評其偽，或評其誣，或評其非典禮，要在申何難鄭而已。周中孚譏三書“效萬充宗、方靈皋之辨《周禮》，不過為護持《公羊》家言計耳”（《鄭堂讀書記》，第198頁）。

五、《論語述何》

嘉慶十七年冬至日，逢祿撰《論語述何》二卷。案，《劉禮部集》與《清經解》本俱收錄《論語述何》，然形式與內容皆不盡相同。蓋《劉禮部集》引《論語》章句，皆以“何謂也”的詰問形式，后申其義；而《經解》本但引章句，后發明微言，略去“何謂也”一類問句語。就內容而言，《經解》本上章有九十一條，下章四十七條，凡一三八條；《劉禮部集》本上篇四十條，下篇二十七條，共六十七條。《劉禮部集》本中有合《經解》本數條為一條者，然《經解》本拾遺補闕者亦多，故張廣慶以為，“《劉禮部集》所存之《述何》上下篇，蓋為先生初稿，《經》本所收則先生增衍潤包在而成書耶?”（18）周中孚謂此書“究不免穿鑿附會，惟離卻《公羊》之旨，自為立說，稍可節取耳”（《鄭堂讀書記》，第235）。

六、《發墨守評》

此書所撰時間不詳。（19）案，鄭玄《發墨守》全書久佚，唯《周官·大司徒》疏、《禮記·明堂位》《禮器》《樂記》疏所引，及《初學記》引《春秋釋疴》，止存五條。《發墨守評》一卷，僅刊有太清樓本、學海堂本，而逢祿所評止“鄭國處于留”一條。

至李兆洛所刊刻養一齋本，則作《公羊廣墨守》一卷，收入《答難》十七條，而《發墨守評》“鄭國處于留”一條亦在其中，又取逢祿讀孔廣森《公羊通義》條記補之。周中孚則謂此條“多牽引《左氏》，其于董氏、胡毋生之書，研之未深，概可想見”（《鄭堂讀書記》，第197頁）。

四、結語

劉逢祿《春秋》類著述的考訂，所以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大概出于如下數種原因：其一，逢祿自言其擬作計劃時，書名前后頗有不同。其二，已刊諸書又與擬作書名不一致。其三，不同刊刻本所收書不同，且常因改題而有異焉。

綜上所述，逢祿已刊刻的《春秋》類著述，先后有太清樓本、學海堂本、養一齋本、思誤齋本。其中，太清樓本前后兩次刊刻，收錄有《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十卷、《春秋公羊經何氏解詁箋》一卷、《發墨守評》一卷、《左氏春秋考證》二卷，僅有四種。至于學海堂，本以太清樓本為母本，初刊于道光初，咸豐間補刊，除上四種外，又增刻《穀梁廢疾申何》二卷、《箴膏肓評》一卷、《論語述何》二卷，共計有七種。養一齋本則由李兆洛于嘉慶十七年（1812）初刻，道光八年（1828）再刻，收錄有《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十卷與《春秋公羊釋例后錄》六卷，其中，《后錄》乃學海堂本《解詁箋》《發墨守評》《箴膏肓評》《左氏春秋考證》《穀梁廢疾申何》的改定本，分別改題為《公羊申墨守》《公羊廣墨守》《左氏申膏肓》《左氏廣膏肓》《穀梁申廢疾》《穀梁廣廢疾》，共計七種。又有思誤齋本，實即魏源論定的《劉禮部集》，收錄了養一齋本未曾刊刻的部分《春秋》類著述，計有《論語述何》《春秋論》《春秋公羊議禮》《夏時等列說》《春秋賞罰格題辭并答問》，以及已刊刻的《春秋公羊釋例》、《解詁箋》序、《申穀梁廢疾》序、《申左氏膏肓》，凡九種。

注釋
（1）劉逢祿：《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春秋公羊釋例后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26頁。
（2）劉逢祿：《劉禮部集》卷十一，《續修四庫全書》影印道光十年思誤齋本，第205頁。
（3）張廣慶：《武進劉逢祿年譜》，臺北：學生書局，1997年，第53頁。
（4）吳仰湘認為，逢祿后期強調董、何，而對胡毋生的評價不高，并舉《釋例》敘與《解詁箋》敘為證。不過，此說似嫌牽強。案，逢祿《釋例》敘言其欲“尋胡、董之緒”，《解詁箋》敘謂鄭玄“于董生、胡毋生之書，研之未深，概可想見”，而《穀梁廢疾申何》敘撰于嘉慶十五年，則逢祿所撰以上三敘，前后不過五年時間，大致代表了這一時間對董、胡、何的基本態度，并無高下軒輊之別，如何能說“這里已經不提胡毋生，僅論董、何”?（參見吳仰湘：《劉逢祿〈春秋〉學著述考》，《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至于《釋例》敘謂“胡毋生雖著《條例》，而弟子遂者絕少，故其名不及董生，而其書之顯亦不及《繁露》”，此說亦未有貶胡毋生之意，實惜之也。何休“依胡毋生《條例》”而作《解詁》，至于逢祿撰《釋例》，則通過纂輯何氏義例而自繼胡毋生之絕學也。吳氏所論，殆欲駁張廣慶視《春秋條例》與《何氏釋例》為一書之說耳。
（5）吳仰湘注意到逢祿在不同時間提到其著述計劃的差別，以為《申何難鄭》即《后錄》所收《膏肓》《廢疾》四書。對此，吳氏解釋道，四書完成后，較逢祿撰《釋例》時墨守何休的立場，已有了重大突破，“難以納入‘申何難鄭’的舊框架之下”，故“主動棄置不用《申何難鄭》之名”，從而“徹底改變了嘉慶十年的計劃”。此說頗具識見，今從之。參見吳仰湘：《劉逢祿〈春秋〉學著述考》，《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
（6）孫海波：《書劉禮部遺書后》，《中和月刊》第三卷第八期，1942年，第6-10頁。然《左氏春秋考證》《后證》共為二卷，吳仰湘駁之是也。
（7）案，道光初所刻學海堂本有“今于《公羊答難》及《春秋比事》詳之”一語，至道光八年李兆洛所刻《后錄》所收《左氏春秋后證》則無此語，蓋此時《答難》已并入《廣墨守》，其中雖涉及祭仲、叔術、紀季事，似與賈逵之難無關，而《春秋比事》迄未成，故刪削此語。
（8）張廣慶：《武進劉逢祿年譜》，第62頁。又，平步青《武進劉禮部著述》中云：“禮部《春秋》之學，初為《箴膏肓評》一卷、《發墨守評》一卷，后改名《春秋答難》，凡二卷。”（《平步青：《霞外攟屑》卷六，《續修四庫全書》影印1917年香雪崦叢書本）平氏蓋以《答難》即已刊的《箴膏肓評》與《發墨守評》，且以為逢祿答鄭玄之難何，此說與《考證》所言不合，亦與魏源的附識有異。
（9）關于《議禮決獄》，《釋例》敘作一卷，而《行述》則作四卷。案，此書性質乃經師據經義以論獄事，猶孔子假魯史以寓王法，所取史事當先寡而后多，實屬自然，故逢祿初擬作一卷，其后歷二十余年，終備四卷之數也。
（10）吳仰湘：《劉逢祿〈春秋〉學著述考》，《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
（11）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十六，《續修四庫全書》影印道光二十三年本。
（12）周中孚：《鄭堂讀書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198頁。
（13）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穀梁廢疾申何》，中華書局，1993年，第732頁。
（14）魏源所編《劉禮部集》亦載此敘，作《申穀梁廢疾序》，文字完全相同。
（15）吳仰湘認為，逢祿此時正在撰寫《春秋通義》與《解詁箋釋》二書，而《穀梁廢疾申何》二卷不過是“先期問世的副產品”。《解詁箋釋》即嘉慶十四年完成的《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而早在嘉慶元年，《解詁箋》的前半部分已有成稿，前后歷時之長，足見逢祿對此書用功之深。參見吳仰湘：《劉逢祿〈春秋〉學著述考》，《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不過，詳吳氏之說，似乎認為《穀梁廢疾申何》敘撰于嘉慶初，遂有此種結論也。
（16）李兆洛《禮部劉君傳》云：“禮侍公兼通五經，各有論述，著《春秋正辭》，涵濡圣真，執權至道，取資三傳，通會群儒。君乃研精《公羊》，探源董生，發揮何氏，成《釋例》三十篇。”（《養一齋文集》卷十四）據此，李氏似以逢祿《釋例》本于莊氏《正辭》也。
（17）案，《清經解》收錄《箴膏肓評》、《左氏春秋考證》及《后證》，共一敘文，而《劉禮部集》卷三則有《申左氏膏肓序》，與《清經解》本同。養一齋本則收錄《左氏申膏肓》《左氏廣膏肓》，蓋《清經解》之改定本，而于《申膏肓》前冠以《清經解》本之共敘，而于《廣膏肓》前另冠有原敘，時間俱在嘉慶十七年十一月。兩敘內容不同，疑《考證》與《后證》本有敘，至《清經解》刊行，乃別作一敘以冠于三書前，故至養一齋本刊行，而以《申》《廣》別系有敘文也。吳仰湘認為，三書所共之敘，實為《箴膏肓評》序，又謂《箴膏肓評》主旨在于“申何休、難鄭玄，即申明何休《左氏膏肓》之說，對鄭箴作反訟”，而《左氏春秋考證》則“全力論證劉歆對《左氏》的附益竄亂，彌補‘何君于《左氏》未能深著其原’的缺憾”，可見兩書主旨不同。吳仰湘：《劉逢祿〈春秋〉學著述考》，《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
（18）張廣慶：《武進劉逢祿年譜》，第74頁。
（19）張廣慶將《發墨守評》系于嘉慶十四年己巳，又謂《解詁箋》敘實括《解詁箋》和《發墨守評》二書之旨趣（張廣慶：《武進劉逢祿年譜》，第61-62頁）。

【曾亦】劉逢祿《春秋》學著述再考

曾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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