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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晚林作者簡介:張晚林,號抱經堂,男,西元一九六八年生,湖北大冶人,武漢大學哲學博士。曾在湖南科技大學哲學系任教,現任湘潭大學碧泉書院·哲學與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兼職湖南省孔子學會副會長。著有有《徐復觀藝術詮釋體系研究》《赫日自當中:一個儒生的時代悲情》《美的奠基及其精神實踐——基于心性工夫之學的研究》《“道德的形上學”的開顯歷程——牟宗三精神哲學研究》《荀子譯注(選本)》等。于2009年以自家之力量創辦弘毅知行會,宣揚儒學圣教,踐行“知行合一”之精神。 |
“為己之學”的結構與學問之為人的使命
作者:張晚林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布,原以《談談“古之學者為己”》為題載《走進孔子》2025年第4期,略有修改
一
因為在高校任教的緣故,給各個年齡階段的學生上課,本科生、碩士生與博士生俱有,在與他們的接觸與交談中,很多人告訴我,其志業不在學術,因為對學術研究沒有感覺,乃至根本沒有興趣,只想拿個文憑去工作,謀一份職業養家糊口。在當今社會,謀一份職業養家糊口并不容易,因此,當學生這么對我說的時候,我一般亦表示同情的理解,且支持他們的選擇。
但必須指明的是,我之所以支持學生可以不選擇學術,乃因為當學術只是一種職業時才如此。的確,現在的學術已經嚴重職業化。以學術為職業,看似高大上,但落實下來,不過是論文、著作與課題數量上的比拼,以此為業績獲得相應的聲譽與報酬,而從來沒有人問這些所謂學術成果自身有什么意義。職業化的學術,似乎沒有什么意義,除了在比拼中讓勝利者脫穎而出外。因此,當學術職業化時,必然意味著競爭與內卷,每個人都身心疲憊地做著毫無意義的工作。我作為此職場中的一員,雖然成績亦不算差,但在某種意義上已敗下陣來,即使勉強支撐,實已無心戀戰,因精神已極度扭曲也。這是我多年來從事所謂學術的真實感受。既如此,當我的學生說他不想從事學術時,我當然不會以“己所不欲”而施于人。這是我支持學生不選擇學術之原因所在。因為當學術只是寫論文的時候,它與餐飲、證券等職業有什么區別呢?你何必要求對寫論文完全沒有興趣而對證券卻有著濃厚興趣的人去從事這個行業呢?
二
但是,學術真的就只是一種職業嗎?當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的時候,就不是在職業的意義上說學術的。在孔子看來,所謂“學”就是讓自己作為真正的人而站立起來,與寫論文完全無關,是以孔子自身不寫論文,也不教其門人寫論文。那么,什么是真正的人呢?這個需要每個人自己覺悟,覺悟人人俱是先天的法則性實存者。儒學所說的心性工夫就是存養這個,即直接的法則性意識,進而踐行這種法則性意識所指引到的行為。所謂“為己”就是為這個,即人作為法則性實存者而站立起來,進而依據其指引的方向對世界有所作為與創造。人作為先天的法則性實存者,自身就可以指引價值與方向,不會隨著經驗世界而沉浮,由此構成了人的人格性與神圣性。價值與方向指引不是具體問題的解決方法,但它為具體問題之解決提供價值與方向指引,不然,具體問題的解決就是純粹的事務主義,從而不能見人之人格性與神圣性,由此也沒有道德性。絕對地凜遵人自身的法則性而不懈怠,猶如奉行上天的誡命一樣,此即是儒家所說的天之意義。凜遵人自身的法則性而行,此即是道德的創造。創造,唯有道德的行為方可名之曰創造,外此皆只能謂之制造。由道德的創造形成一個道德的宇宙論,此即是一個圓善的世界,也就是《中庸》所說的“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最后至“天地位,萬物育”之世界。因此,“為己之學”必然內在地蘊涵著“贊天地之化育”這一道德之創造,此即是《中庸》所說的“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至此,我們可以總結一下:孔子所說的“為己之學”包括一個三角形間架:法則性(心性學)、天(道德宗教)、道德宇宙論,如圖一所示。圖中的雙箭頭表示其中的任何一項必先天地包含三角形間架中的其余二者。
圖一
此圖可作如是之理解:于心性學,可謂“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于道德宗教,可謂“仰不愧于天”;于道德宇宙論,可謂“俯不怍于地”。又,就“心性學-道德宗教”這一邊而言,可謂“極高明(道德宗教)而道中庸(心性學)”;就“心性學-道德宇宙論”這一邊而言,可謂“致廣大(道德宇宙論)而盡精微(心性學)”;就“道德宇宙論-道德宗教”這一邊而言,可謂“悠遠博厚(道德宇宙論)而高明(道德宗教)”。這是一個上中下貫通,天地人通達的理性文化架構,不會隨經驗世界的變遷而更張。這個三角形間架奠基于人自身固有的法則性(心性學),所謂“奠基于”意味著人自身有法則且有踐行這種法則的力量,無需外在學習與外力支持,孟子稱之為人固有的“良知良能”,每個人可以學習亦可踐行,且應該學習與踐行,故“為己之學”的這種先天結構成為了人不可抗拒的義務與使命。我們必須覺悟到人是這樣的一個“己”,“學”之全幅精神無非在這里。楊龜山曰:“為己之學,格物致知而已,推之于天下國家乎何有?故舜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鹿豕游,若將終身焉,及其有天下,若固有之。”(《論語精義》卷第七下)這句話是“為己之學”最恰當的詮釋。依據這種詮釋,“為己之學”意味著“己”之法則性必然至于經驗世界中發揮其指引作用(格物致知),最終至于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境——道德宇宙論。當然,道德宇宙論之圓善世界雖然在人的理性力量中,但由于人的本性的軟弱,對于法則性之踐行不夠堅決,這個圓善世界還只是一個理想,我們把它叫做文化意識宇宙。我們以虔誠之心敬重這種文化意識,且“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地踐行這種文化意識,猶如它是上天的誡命一樣,此即是天最恰當的意義。天決不是讓我們膜拜神靈,進而致祭祈福,而是對文化意識宇宙之敬重與踐行。
學問之終極目標,就是要實現這個文化意識宇宙,人類所有的學問系統與教育目標不外乎此。如果學術之目的是為了這個,那么,沒有一個人可以置身于學術之外,因為每個人都應該為實現文化意識宇宙作貢獻。當康德說,哲學是“對至善必須在其中設立的那個概念和至善必須借以獲得的那個行動的指示”(李秋零主編:《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頁。)時,指的就是這種實現文化意識宇宙的學問。如果學術是究竟這個問題的學問,顯然就不能是一種職業,而是人的一種使命;既是一種使命,就不可能是人可以憑興趣愛好而來的主觀選擇,而是神圣義務,無人可以置身事外,是以朱子曰:“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朱子語類》卷八)如實說來,如果學術是究竟道德宇宙論之圓善世界的實現,而有人卻對學術竟然不感興趣而放棄相關的責任與使命,則此人一定道德塵下,決非只是一個職業選擇的問題。“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修至于極境,必覺悟到這種學問的召喚,焉能對之不感興趣而放棄責任。若一個人果真對此種學問無興趣,則表明其覺悟力差,正因此之故而須學也,是以“學之為言覺也”(《白虎通義·辟雍》)。“學而時習之”,當孔子如此說的時候,并不只是針對攻讀碩博士學位的人說的,而是針對所有的人說的,即任何人都應該覺悟到自身乃一法則性實存者(所謂“學”也),進而依循法則性所指引的方向進行道德之創造(所謂“習”也)。孔子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忠信”,只是個別的好品德,但儒學作為“學”不只是究竟個別之好品德,乃在于上述三角形間架,是之謂“大學”也。即“大學”必是含內在之超越者(法則性)、外在之神圣者(天)、終極之圓滿者(道德宇宙論)三者于一身,其中的任何一個都不允許人們以無興趣為由對之不顧。但一般人很難覺悟到這個間架,孔子卻自信把握到了這個間架且一輩子為此而努力。孔子如此說的時候,也意味著所有的人對于這個間架當有所覺悟,因為若沒有這種“大學”的方向性指引,個別的德行永遠不可能帶給人類真正的幸福,這就凸顯了孔子所說的“學”的意義。這樣看來,若學術是此種意義的“學”,而一個人卻對之根本無興趣,乃至學術在一個時代式微衰落,則表明這個時代的精神狀況可能出了大問題,因為人類根本沒有方向性的指引。人們對學術無興趣,說明人類還沒有意識到這種方向性指引的意義與價值,更遑論依此方向性的指引創造文化意識宇宙了。沒有這種文化意識宇宙之創造,枉談人類幸福。如實說來,幸福并不是人類直接的目標,而是在人自身之法則性指引中帶來的,故尼采說:“如果一個人得到了其生命的為何,那么,他就差不多能夠處理一切如何了?——人并不追求幸福。”(《偶像的黃昏》,李超杰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5頁。)
三
我們現在可進一步討論為什么現在的學生不喜歡讀書了。讀書,如果只是為了獲得片段性的知識,而這些片段性的知識至多只能給人以經驗上的認知與技巧,卻不能讓人獲得整全之價值與意義指引。這些片段性的知識俱是依據因果原則聯結而成,盡管無窮無盡,但自身并不能提供價值與意義指引。既不能提供價值與意義指引,學習這些片段性的知識是無法安頓生命的,更何況,世易時移,許多片段性的知識已不適應經驗世界的變化了。同時,隨著高科技的產生,片段性的知識無需特別耗費心力便可輕易得到。片段性的知識既不能安頓生命,又不能適應經驗世界的變化,學生甚至不知道學習這些片段性知識的價值與意義何在,且又可輕松獲得,則學生之厭學豈非理有必至乎!即便暫時掌握了,因不是基于自身的覺悟,最終必然淡忘殆盡,現在還有多少人記得曾經在課堂或書本上的知識?故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教育,必至于文化意識宇宙之建構,才有終極目的,而所有片段性的知識亦唯有由這一終極目的之籠罩與串聯,才能形成一個有序的整體,其價值與意義才能夠得以呈現。其實,當一個人知道自己為什么而活,他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種生活。這意味著,當一個人知道讀書是為了文化意識宇宙這個終極目的的時候,他不可能不熱愛讀書,因為這是他作為人之為人必然感興趣而開發其內在動力與快樂且終其一生須全力以赴者,故明儒胡敬齋曰:“學知為己,亦不愁你不戰戰兢兢”(《明儒學案·文敬胡敬齋先生居仁》),戰戰兢兢意味著“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另一方面,尼采的話我們也可以反過來理解,即若一個人根本沒有價值目標與意義追求或指引,那么,任何一種生活都是無聊無趣且不堪忍受的,貧窮困頓時固不堪忍受,富有亨通時亦覺空虛難耐。曹雪芹說賈寶玉“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凄涼,可憐辜負好韶光”,恐怕不只賈寶玉個人如此,大凡不能覺悟自身法則性之價值指引的人俱當如此。這就是為什么即使熱愛學習的人亦不過是敷衍考試或論文過關、而卻絲毫感受不到書之熙皞與嚴肅的原因所在,而一旦考試或論文過關,學生就會把所有之所學棄之如敝屣。宋儒呂與叔曰:
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徳而已,無所事于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致問也。學至于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則有講而未必聽,學至于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聽可矣。(《性理大全書》卷五十二)
當我們知“學之為己”時,表示人已覺悟,自無所可問,唯作不懈之踐行與創造而已(儀刑其徳)。若不能覺悟“學之為己”,則要有所問,然問必在有所“憤發”之時才發生,“憤發”意味著人的法則性的覺悟與不容已;學者若有法則性的覺悟與不容已,則必回歸到“學之為己”之認知、執守與踐行。若無所問而儀刑其徳是“生而知之”與“安而行之”的話,則“憤發”而有所問就是“學而知之”與“利而行之”,二者雖路數不同,及其成功則一也。若學問只是“有講有聽”,甚至“有講而未必聽”的時候,則必至于“師益勤,而道益輕”之慘淡結局。如今大學的課堂,老師上課不過自娛自樂,而學生則或玩手機或沉睡夢游,不正是這種情形的真實寫照嗎?這種情形使得海德格爾無不悲痛地說:“教育的時代已經結束,這并非因為無教育者登上了統治地位,而是因為一個時代的象征已經清晰可見。”(孫周興選編:《海德格爾選集》,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977頁)這樣的一個時代就是孔子所說的“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的時代。
“教育的時代已經結束”,意味著教育已不再需要,因為教育已經淪為了知識傳播者、程序員與碼字機,既如此,則被AI取代是必然的,因為AI以其強大的儲存與搜索功能,遠遠超過了老師的大腦知識儲備。正是在這個意義上,AI將消滅人文科學之說甚囂塵上。但是,若教育是窮究乃至踐行“學之為己”,則AI永遠不可能取代人文科學。因為“學之為己”意味著對人作為法則性實存的覺悟,一旦覺悟,則必敬重這種法則性,且依據這種法則性的指引而踐行創造。而AI不可能有個“己”,即沒有自身固有的法則性,它只有人類既成知識的混雜儲備,它可以平面地為你呈現所需要的知識,但決不能立體地為你指引方向,這里只有客觀的展示,沒有主觀的覺悟。既沒有主觀的覺悟,就沒有心靈之誠敬,更不會促進人之踐行與道德創造,故AI只不過是知識展示、程序編排之角色,焉能取代“為己之學”的道德踐行與創造?人類若沒有自身法則性的指引與文化意識宇宙之理想建構,只求平面的知識之展示與編排,則很可能任憑AI取代人文科學,教育不但由此成為無聊的游戲,人類自身根本沒有進步可言,至多只是技術的改進與提升,道德之創造則無有焉,而沒有道德指引的技術改進與提升究竟會把人類帶到什么地方去,亦是無法預期與把控的,危機似乎隨時可能出現。
四
這樣看來,唯有“為己之學”,不但使人文科學立于不敗之地,且根本上是拯救人類的唯一方向指引。一言以蔽之,如今學問之至言大義唯在:摒棄職業與技術化之學術,回到孔子“為己之學”的傳統與精神中來,至少須以“為己之學”的三邊形結構來引導科學技術作為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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