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進】典籍·思想·書寫 ——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張新民教授側記
典籍·思想·書寫
——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張新民教授側記
作者：王進（貴州師范大學歷史與政治學院教授）
來源：《中華讀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十月初六日甲戌
耶穌2024年11月6日
6月21日下午，身處偏遠西南貴州的我，突然接到一位久未聯系的北京老師的來電，說他今天很高興地在北京見到張新民先生。雖然遠隔千山萬水，但其相遇的欣喜之情如在目前。末了囑咐我說，貴州雖然遠離學術文化的中心，但因為張新民先生在，子居九夷，何陋之有？希望能一往如昔，向他請教。
放下電話，多有感慨，與張新民老師的交往亦如畫卷一樣徐徐展開……
第一次知道張老師，還是在讀大學時期。那時，我無意中讀到貴州人民出版社的《傳習錄全譯》，當即被序言所吸引，閱讀過程中，不時回頭看作者姓名。“張新民”三個字自此刻入腦海，不時生起“想見其人”之感。不想后來考入貴州大學讀研究生，居然見到了想象中的張老師。讀研究生的三年之間，我就經常與張老師的研究生一起，聆聽張老師的許多教導。一個朦朧的感覺是，天地開始變得廣闊起來……碩士研究生畢業之后，我到珞珈山從劉綱紀先生讀美學。其間修習、旁聽了中國哲學、宗教學等許多課程，在受益武大諸多老師時，腦海里不時浮現張老師的音容笑貌……后來我有一次回到貴州大學拜見張老師。他說，書院已經完全建好了，歡迎你回來工作。從此，我就離開了荊楚大地、長江之濱而到了云貴高原、花溪河畔，得以隨伺張老師左右……
張新民先生近影
一、“這三本書是我研究貴州地方志的心血之作”
在放下北京那位老師的來電之后，我上網一查，方知此時正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舉行第三十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張老師主編的《清水江鄉民家藏文書考釋》參展，方有兩位老師的盛會欣逢。
《清水江鄉民家藏文書考釋》是張老師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水江文書整理與研究”最終成果之一。我早就知道張老師所主持的這個項目，但因為自己學習的領域與之多有距離，所以沒有參與。但是，這不由得想起張老師的學術生涯。
《清水江鄉民家藏文書考釋》簡介
今天與很多人見面，他們一般都會關切地詢問張老師的視力情況。追溯其因，這與他早年的學術有關。
張新民教授今日以儒學研究知名于世，但最早是從歷史文獻開始，代表著作或可謂為“張新民貴州地方志三書”。被貴州士林譽為“貴州文化老人”、對推動貴州地方志收集整理研究做出巨大貢獻的陳福桐先生曾經說，有了張新民的《貴州地方志考稿》，就可以按圖索驥，到各地去查找方志。
“我的《貴州地方志考稿》一書，是在讀研究生期間完成的。”1981年，張老師考上貴州師范大學研究生，師從周春元先生。1982年初入校。當時全國各地的上百名圖書館學、目錄學、地方志的專家學者們正聯合編修《中國地方志詳論》叢書，目的在于對浩如煙海的地方志遺產進行分地區的研究。周春元先生希望張新民能承擔貴州地區的撰寫工作。于是，“1982年，我開始著手這項工作，用了差不多三年的時間來搜集資料、制作資料卡片。1984年我因為用眼過度，導致視網膜脫落，休息了半年。”1985年后，張老師陸續出版《貴州地方志考稿》《貴州地方志論綱》《貴州地方志舉要》。“這三本書是我研究貴州地方志的心血之作，也凝聚了我對貴州地方志的熱愛之情。”但與此同時，因為“抄錄資料太多，看字太多，壞了一只眼睛，到后來幾乎看不見東西。”自此張老師留下眼疾。
《貴州地方志考稿》封面
傅振倫、來新夏、陳福桐等先生則對張老師的地方志研究褒勉有加，“來新夏先生與我長期通信，他的鼓勵也給我很大的精神動力。陳福桐先生與我交往最深，他的獎贊常使我汗顏。傅振倫先生遠道賜序，那時他已八十歲高齡，破例為我動筆，也令我感動不已。歐洲漢學家魏查理教授主動聯系出版，最終使此書（《貴州地方志考稿》）能以中文形式在歐美傳播，而黔省史地文化研究也提高到全國乃至全世界矚目的地位。回想舊事前后經歷，真有無盡的感慨！”
二、“早年打下的文獻學基礎”
在從事地方志研究之時，張老師也對文獻目錄學多有研究。“我自1972年起就從父親學文獻學，受過嚴格的版本目錄學訓練。”張老師的父親張振珮先生以治《史通》而知名，所撰寫的《史通箋注》一書在八十年代初次出版后，即獲傅振倫、程千帆等著名學者的高度贊譽。是書出版后，坊間早已難獲。慶幸的是，該書去年被中華書局納入“中華國學文庫”再版，終解學界之懸渴。而同樣值得高興的是，他自己的《貴州地方志考稿》也將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
張振珮：《史通箋注》（修訂再版本），中華書局，2022年
從中國傳統治學路徑來看，目錄學是治學之首要課程。清代學者王鳴盛便說：“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著名史學家章學誠更明確地提出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錄學要求，認為這是“推闡大義”、 “宣明大道”必不可少的方法論途徑。張之洞認為讀書這件事“宜有師承，然師豈易得？書即師也。今為諸生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此句話影響深遠，許多老輩學人視為治學之不二法門。張老師也如此，“我自己則從《書目答問》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入手，慢慢走上了學術的道路。”
作為一個未曾受到古典學術訓練的年輕學人，我深感文獻訓練之不足所導致的重重困難，所以暗下決心進行補課。前幾年的一天，我遇到張老師，說自己買了來新夏等先生做的厚厚的兩大冊《書目答問匯補》（中華書局，2011年版）一書。張老師聽后馬上說，哎呀，早知道我送給你啦。因為該書出版后，來先生送了我幾套呢。來新夏先生之所以如此，與張老師的《書目答問》研究密切相關。
來新夏先生的《書目答問匯補》可謂迄今為止《書目答問》研究之集大成之作，所采錄之材料也可謂該研究之精華。
眾所周知，古籍整理中，底本的選用至關重要。來新夏先生此書“選用的底本為清光緒五年貴陽校刻本（王秉恩、陳文珊刻）作為底本。”可知該本之重要和價值。無獨有偶，張老師等貴州學者不但早已關注此本，而且還做過深入研究，其成果即為由貴州師范大學呂幼樵校補、張新民審補的《書目答問校補》（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
在“匯補方法”上：“一般以每一種書作為一個條目，先錄貴陽本正文，次列諸家校語。”《書目答問匯補》尤其推崇張新民教授及其父親張振珮先生的成果，“本書采用校本（語）凡十七家，首為江人度校刊本，殿以匯補者‘按’。”十七家皆以方框顯示，醒目而易于識別。其中，張振珮先生也為其一：“張：張振珮按語。附載呂幼樵撰書目答問校補（2004年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書后，題‘張振珮批校、張新民補書目答問斠記’，今逐條摘出，作為一家言，分別置于本書相關條目之下。文中‘珮按’之張振珮校語，‘今按’之張振珮子新民校語。簡稱‘珮按本’。珮按中所言筑本指貴陽本。”由此可知，在來新夏先生看來，張振珮、張新民父子的《書目答問》研究之重要。
張老師早年由地方志進入方志學，進而由《書目答問》入目錄學。其思想、精神或可集中體現在其早期撰寫的《中國古代書籍世界的目錄學窗口——張之洞〈書目答問〉散論》一文中。張老師在文中不厭其煩地強調目錄學對于治學的重要，與其說這是在對傳統學術路徑和特點的介紹，毋寧說是張老師之“夫子自道”，是對自己治學途徑和思想關切的表達。記得自己在讀碩士研究生時初讀此文時，如受電擊。所獲得是并非只是目錄學的知識，而是初窺做學問的見識。在一般人看來，《書目答問》一書不過枯燥之目錄學專書，但是張老師在此文中深刻揭示了傳統知識分子的價值、文化關懷，從而使泛黃之舊書獲得了思想的輝光。在此輝光的照耀之下，文獻古籍別開生面，也進入了年青學子的視野。1998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曾出版張老師的一部論文集，題為《中華典籍與學術文化》。竊以為之所以如此題名，不僅是該書內容的反映，更為重要的是展現了張老師將抽象之思想與具體之典籍相結合的治學思想。
“我的不少知識直接來源于古籍，能夠獨立思考，判斷別人立論的堅實與否，從不跟風時髦作文，顯然也與早年打下的文獻學基礎有關。”從目錄和文獻入手，這并不只是為學先后的問題，而是一個學風的問題。文獻、目錄學涉及到大量的考證，表面看來相當的枯燥無味，但長期浸淫其中的學者，無形中又會養成嚴謹求實、穩健踏實的學風，進而影響其研究的方向和特點。張之洞曾言：“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由經學史學入理學者，其理學可信；以經學史學兼詞章者，其詞章有用，以經學史學兼經濟者，其經濟成就遠大。”（范希增《書目答問補正》附二）究其根本而言，張之洞之所言在于探討任何一門研究是否可信（屬實）的問題。在他看來，要達到這一目的，應該具有相應的前提。如無此前提，其研究雖然可以標新立異，但究其實不過嘩眾取寵而已。張新民教授熟諳《書目答問》，對張之洞的意旨以及傳統學術之門徑、程序不但領會于心，而且身體力行。從而使他在后來的儒學研究中顯示出與眾不同的特色。
三、歷史輝映下的儒學研究
前兩年去世的史可資先生是貴州大學圖書館老館員。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從北京來到貴州后，直到去世，一直在圖書館默默無聞地工作。貴州省文史館一位館員曾經戲撰一聯——“萬卷藏書史可資”，巧妙地將史可資先生的姓名與工作崗位聯系起來，別有韻味，可謂精妙，但苦無下聯。某一日，我與張老師談及此事，臨時湊了一個下聯——“一點良知張新民”。拙意以為，張老師近年來從事儒學，特別是陽明學的研究，“良知”為陽明學之核心要點；“新民”又為《大學》之三綱之一，“張”則有動詞之義。張老師聽后一哂，不置可否。張老師雖然自述年輕時即對義理、思想感興趣，但真正進行專門的研究，則可能要到中年以后。此時他已經完成了文獻、目錄學以及歷史學的基本訓練和長期積累，取得了豐碩的碩果。也因此，他一直是歷史學專業教授，而非時下學科分科體系下的哲學系教授，這可能也讓很多人意外。
張老師曾自述自己學史的最初經歷，其中一個很大原因是與乃父張振珮先生的導引有關。在張老師小時，“貴陽的古籍舊書店原在城區的金沙坡。有時候父親逛舊書店也會帶著我一同前往。他的‘二十四史’是散佚后又重新慢慢配齊的。‘文革’剛結束時購到《清史稿》，記得書到家時他十分高興，畢竟最后‘二十六史’也置齊了。家中的書，史部最多，集部有也不少。善本并不多，但都很實用。我在家中隨便亂翻，也增廣了見識。”
張新民先生與父親張振珮先生合影，攝于1986年
作為一位知名的儒學研究者，張老師特別強調歷史的重要性，“我們要記住歷史，要從更廣大的時間和空間維度看問題，避免局限于一個短暫的時間維度。如果能這樣，我們的路會走得更好，從個人修養、家庭倫理到國家發展，更好地維系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命脈。”
近年來，地方歷史文獻、檔案資料的收集整理成為學術界的熱點。2011年，由張老師擔任首席專家的“清水江文書整理與研究”獲批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對這一看似純粹文獻的項目，張老師也賦予其深遠的關切。在他看來，貴州畢竟是多民族聚居區，恰好清水江文書的庋藏分布地雖然極為廣泛，但都集中在苗侗漢混雜聚居區。通過對清水江文書的整理、研究，不僅國家長期經營開發西南邊陲的經驗值得認真研究和討論，國家統一和民族融合的經驗也值得反復分析與總結。
今天，在現代學科的分科體系下，儒學研究主要被劃在“哲學”。由此帶來的問題是，《資治通鑒》以及“二十四史”，乃至《詩經》《讀史方輿紀要》等其他學科的典籍是否應該屬于儒學研究者的必讀書目？張老師早年的史學修養使他突破了這個藩籬限制。早在讀研究生時候，“我最初通讀《資治通鑒》，就是用家中的四部備要本，作為日課一天讀一卷，用紅鉛筆在上面斷句。”“《通鑒》總共二百九十四卷。我差不多每天讀一卷，一年讀完。自此獲得了一種眼光和格局。”或許正是這種眼光和格局，使他的儒學研究別具一格。
時下，猶如其他任何一個學科一樣，儒學研究也涌現出很多種形態，總的形式是“XX儒學”。有同仁說，張老師的儒學研究或可謂為“歷史儒學”。張老師不置可否。在我看來，任何標簽雖然具有提示作用，但何嘗又不是一種束縛呢？不過，強調儒學研究者的歷史修養至關重要。如果我們放寬歷史的視野就會發現，早在“哲學”最初進入中國時，就有“哲學”與“歷史”的糾紛。僅僅以章太炎先生為例。在太炎先生看來，“夫講學而進入魔道，不如不講。昔之講陰陽五行，今乃有空談之哲學，疑古之史學，皆魔道也。”“與國家有害者，哲學家是也。以哲學家之目光，施于政治，其害最巨。”章太炎先生的言論需要具體分析，但其對“哲學”的反思以及儒學研究與歷史素養的關系值得今天的“中國哲學”的研究者反思。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和宏大的格局下，我們更能明白張老師所具有的深厚的歷史素養之下的儒學研究的特殊價值和重要意義。
或許正是這樣的史學修養，使張老師的儒學研究帶有非常濃厚的史學色彩，從而給人一種踏實可靠、醍醐灌頂、恍然大悟的感覺。這一點，我深有感受。這幾年，承蒙張老師的抬愛，每有人來訪，我都有機會隨侍左右。有一次，一位“大人物”來訪。讓周圍的人大吃一驚的是，張老師沒有一見面就談抽象、高深的中國“哲學”、思想，而是從中國傳統的山川大勢、地理走向開始，談中國古代的治國智慧，最后再進入抽象的思想。其中，每一個抽象的概念、思想都與歷史的坎坷、肌理聯系起來，盈科而進，曲折而行，具有了鮮活、靈動的生命。最后使這位大人物聽得津津有味，樂而忘返。也有很多政界官員給我說，每次聽張老師談話，都敬佩于他對歷史的清楚了解和對現實的深刻洞察，往往能提出令他們自己都感到意外的切實的建議。他們很是不解。其實在我看來，這很好理解。清末民初著名經學大師皮錫瑞就曾說過：教育應該培養這樣的人，他們“兼通中西之學，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雖閉門讀書，而已神游五洲、目營四海，不必識其器而能考其法，不必睹其物而已究其理。”
四、文之“雅馴”與中國學術的典雅表達
今年四月底，著名學術期刊編輯田衛平先生來貴州講學。其間，與張老師會晤于中國文化書院。在談到中國學術論文的寫作、表達問題時，田衛平先生認為“中華語詞具有凝練、傳神之美”，中國學者的學術寫作應該充分借鑒、學習，發揚中國語言文字本身的特點，在追求準確之時，也使學術語言有一種動人的“美感”。我對田先生此言深有感觸，所以印象特別深刻。
2024年著名期刊編輯田衛平編審訪問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與張新民先生合影
在我看來，新民老師的文章或許正是田衛平先生所強調、所提倡的風格。所以在田先生講此話時，腦海中馬上浮現出張老師的文章。也因此，有一次與幾位師友談到張老師的為人為學。一位友人請我談談我的看法。我說，張老師的學問、思想姑且不論，在我看來，張老師作文之典雅或許為時下學界非常特殊而罕見的現象。
中國歷來強調文章的修辭。《乾卦?文言》：“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左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從而強調“慎辭”。司馬光在《史記?五帝本紀》的“太史公曰”中也言：“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強調“文”的“雅馴”。《文心雕龍》將之提升到“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文心雕龍?原道》）的高度。
這涉及到一個宏大的問題——中國學術的文字表達。作為一個獨具一格、歷史悠久、思想深邃的中國文明、思想，它的呈現形式也與之相應，表里如一，獨具一格。如果一位研究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學者缺乏對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嫻熟而貼切的掌握、運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這表明他對中國傳統思想的理解是否準確、深入。因此，張新民先生獨特的文字表達也就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義。其次，文字不僅關系達到思想的呈現，也是文字寫作者人格修養的感性顯現。“夫子繼圣，獨秀前哲，熔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性情，組織辭令，木鐸起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文心雕龍·原道》）換言之，在對語言的錘煉之中，寫作者自身的人格也得到鍛煉。一種對符合中國思想的語言的嫻熟運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恰好是將語言運用者自身置入中國思想之中，從而達到與中國思想渾然一體的狀態。文字的表達具有范鑄、陶冶寫作者性情、行為的巨大作用。拒絕中國傳統語言文字的表達，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著拒絕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教化功能和中國傳統思想所開創的文明形態。
2024年著名期刊編輯田衛平編審訪問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合影，左三為張新民先生、左四為田衛平先生，右三為本文作者王進教授
張老師不僅是文字表達，而且為學的途徑和思想的關切，都似乎使他自遠于目前學術中心和流行形式。這不由得讓我想起張老師經常說自己遠離中心而身處邊緣的話。在我看來，如果這樣的“中心”只不過是異域思想的異地呈現，那么這樣的中心也遠非中國文明、思想的中心。因此，張老師這樣一種站在邊緣對中心的眺望，或許反而能進入中國思想的核心。每一次，聆聽張老師關于儒學的言論，都有一種深中中國儒學肯綮之感。張老師年輕時，曾經陪同乃父張振珮先生前往武漢參加張舜徽先生第一個博士生張三夕的博士論文答辯。每次聽張新民老師談論，我都不由自主地想起張舜徽先生(1911——1992)生前常講的一句話，“吾離后人近，而離今人遠。”否極泰來，一陽來復，隨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復興，特別是“中國古典學”學科的建立，我相信，后來者一定會對張老師的作文風格、治學途徑和思想關切感到親切……
二十多年前，張老師從貴州師范大學調入貴州大學工作，主持中國文化書院的創建工作，是為中國高校第一個傳統書院。當初在做清水江文書研究時，張老師深入清水江腹地貴州錦屏縣文斗村考察。該村古木參天，600余株參天古樹枝繁葉茂，默然佇立，不僅目睹了清水江的舟楫往來、漁歌唱晚，也見證了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歷程。時值深秋，村中的一棵千年銀杏樹老干虬枝，一片金黃。在眾人都在仰頭贊嘆那金黃葉片時，誰也沒有注意到，年過六旬的張老師默默低頭撿拾那無人關注的果實，然后小心翼翼地懷揣回貴大，悄悄播在貴大中國文化書院北墻邊。十年樹木，歷經滄桑、光耀千年的銀杏樹的一片金黃輝映校園，又閃耀在年青學子的眼眸之中……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參考了《〈尋城跡·貴陽市文化名人口述史：集眾螢之火共亮——張新民口述史〉》《〈百年貴大口述史之張新民：尋找大學中的人文精神傳統〉》《貴州方志人物訪談——張新民》《文化學者張新民：研究貴州是為了追求生命之真理》等相關文章，不再注明具體出處。特此說明，并感謝相關作者授權同意引用。作者王進系貴州師范大學歷史與政治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近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