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婁林】古典學的“非學科”性質
古典學的“非學科”性質
作者：婁林（中國人民大學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十月初六日甲戌
耶穌2024年11月6日
古典學是一門亟待建設的學科，我們需要從古典語言、古典文本、政治史和思想史等各個層面思考學科建設和課程建設。但是，我們在著手建設之前，有必要留意古典學身上強烈的超越學科的“非學科”特征。古典學作為一種現代意義上的學科，是現代的事情，但就古典學的實質內涵而言，它既古且新。所謂古，是因為古典學意味著一個文明的奠基性開端，其后只有一直綿延不絕，這一文明方能“斯文不喪”。所謂新，是因為奠基性的古典若不能因時損益，難免陷于故步自封乃至于面對文明危機時手足無措。文明的形成雖然經歷了漫長的歷史，但就其自然而言，必有其根本與源頭，也總要經過艱苦卓絕的物質實踐和思想努力，才能呈現出“文明”的面貌。只有當一個文明依據自己的歷史與思想并超越具體自我——作為個體的自我與作為現實政治體——的局限，開始深切地理解、解釋作為整體的世界，并將這種實踐和思考傳之后世，塑造出一種可以不停返回其開端而返本開新的傳統，這個文明才可以稱之為具有古典傳統的文明。文明奠立的開端時期所形成的基本觀念和思考方式，對后來的歷史產生了決定性影響，其內核就凝結于被確立為經典的典籍。這種源初的奠基，包括精神德性、思想品格和智性深度的奠基，也是古典自身的確立。
但是，近代以來，中國的古典逐漸被遺忘。清季民國鼎革之際與之后，西方的學科與文教制度遂為民國所效仿，古典文教被切割多方而無所歸依。唐文治先生編修《國文大義》《古人論文大義》等書，試圖以“文章”（即唐文治所謂“國文”）存“人情風會之變更、歷史掌故之記載、禮教法律之沿革”，因為，如果“今乃一切掃除之”，“綱維政治者，將何所措其手”“主持人心世道者，更將何所措其手”？唐文治預言了廢除了根本典籍與文章之后可能的情形：“藉令文化日漓，修辭立誠之要義淘汰而糜遺，我國民之心思將日以粗，志氣將日以浮，知識日以卑淺，氣象日以萎苶。”唐文治所言，與我們今日所言的古典學并不完全等同，但是，借助他所經歷的歷史、借助他的眼光，我們能夠清楚發現古典學的“非學科”特征。古典學若為文、史、哲和各種社會學科所割裂，或者依照慣有的學科建設思路建設一門看似全新卻在理據與形式上與任何一門學科無異的新學科，那么，這種古典學的“心思”“志氣”“知識”和“氣象”都有可能限于狹窄。因此，當我們談論古典學作為一種學科或者其學科建設時，首先應該明晰古典學的“非學科”性質。
哲學是這種“非學科”性質最近似的例子。在西方的思想傳統上，哲學被視為一切知識和學科的前提和根本統攝，但是，在學科化日益發達和哲學及其理論日益普及化的今天，哲學早已成為一門學院內的學科，形而上學更是常常被逐出哲學這門學科之外，柏拉圖的《理想國》曾經預言了這種情形：“哲學受到流放，遭受遺棄，無法完滿。”按照尼采的說法，就是關注于瑣碎的學者取代了哲人，成為西方現代精神的象征。古典學也有類似的危險。為了避免步上作為學科的哲學的后塵，在具體討論古典學的學科建設之前，我們有必要關注古典學與哲學類似的完整視野。
所謂古典學的完整視野，首先是為了恢復被現代學科固化所遮蔽的視野。我們目前的學科設置幾乎完全依憑于西方現代的學科體系，以文史哲和社會科學割裂了原本具有整體性的經典本身。以中國學人最熟悉的《論語》為例，無論探求《論語》中的哲學、文學還是歷史考證，或是構建某種古代生活，都非《論語》編纂者的目的所在。宋儒所稱“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或者漢人以《論語》為通往六經之“傳”的做法，背后的古典視野都是以人的最高可能（君子或圣人）和政治生活的最佳可能為統攝，朝向一種人與人、人與政治和自然之間更加完整的思想和政教體系。這種完整性首先要求我們對經典本身持有完整的理解，不以其片段章節為葉而不見泰山之全，更不能以后來者的思想偏見而無視經典作品自身的脈絡與思想整體。
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切入古代經典本身蘊含的思想世界的完整性。這種完整性不是一種呈現在某位古典思想家的某部著作中的知識體系，或者古典作品共同構建出一個秩序嚴密的思維之網，我們通過勤奮學習或者高深的思辨即可掌握。相反，這種完整性以人自身的不完整的本性為前提。從研究形態來說，柏拉圖的對話常常會被形而上學、倫理學或者知識論的研究所分割。從我們今天的視野來看，柏拉圖對話的動態性恰恰避免為某種現代學科所捕獲。對話意味著蘇格拉底的對話者和作為潛在對話者的讀者，能夠在每一篇細致的對話中通過其脈絡進入柏拉圖的整體哲學思考嘗試，而非接受某種教條。以對話者自身的不完整參與柏拉圖對話的完整，通過參與對話進程中的思考，從而指向某種完整的可能性。
由此出發，我們才能夠理解古典教育所指向人的自然目的。無論中西古典，古典教育都是以完整的人格教育為目標。人內在的欠缺和不完整，是人的出發點和現實，但人最終要實現成為人的自然目的。人不是要被還原為某種動物，人性也不是要還原為恐懼、激情等動物性或準動物性。相反，古典教育的期待就是人實現人之為人的自然目的，一種“屬人的卓越、屬人的偉大”，“探索有關最重要、最高級、最普遍的事物的知識”和生活。
還有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并非所有古代作品都可以稱之為古典。古典除了時間性的“古”的含義之外，更核心的是“典”：可訓為“經”“常”或“法”，即只有最具有典范意義的作品才可謂之為典。六經、《莊子》或柏拉圖對話和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之為古典，就因為其中的典范意義。我們作為后來者，很容易輕易接受這些古典作品的典范意義，將其中的內容視為一種教條或者某些規范性的知識加以接受。這就有可能導致一種思想上的怠惰和危險，將古典的確立及其前提視為不需要思考的事實加以接受。《周易·系辭下》：“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孔子在面對春秋亂局時之所以刪定六經，實出于其“憂患”。這種憂患不僅僅是對當時政治現狀的憂患，更有對當時文明危機的深切憂慮。一方面，孔子以“不可得而聞之”的《易》與《春秋》為“性與天道”的自然與哲學根基，以重整智性及其界限，又以《詩》《書》《禮》《樂》為人心政治與教化之資，構建了完整的智性、人心與政教秩序。但另一方面，孔子之所制作，皆依古傳經典而有增刪，表面上看，孔子未有新作。中國古典中的保守性與革命性盡在于此。與之對比，同樣面臨希臘文明危機的柏拉圖，雖然在《理想國》中提出刪改荷馬史詩，但終究寫作了大量對話作品，而非增刪荷馬史詩或者之前的悲劇與史書。這也許是由于經過前蘇格拉底自然哲人尤其是智術師的啟蒙，柏拉圖必須從言辭論證中重新為正義、靈魂和哲學等最根本的問題重新奠基，對話體寫作或許是他能找到的最佳思考形式。當我們致力于古典學的研究時，就必然要思考孔子、柏拉圖面對文明困境時如何制作了他們的古典，而非簡單地將他們接受為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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