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戈爾巴喬夫的政治童話與冷戰的繼續
戈爾巴喬夫的政治童話與冷戰的繼續
作者：田飛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北京黨內法規研究會常務理事）
來源：作者賜稿儒家網發布，原載香港《明報》2022年9月6日
戈爾巴喬夫走了，但其造成的歷史和政治裂痕卻被放大了。烏克蘭戰爭某種意義上仍可視為蘇聯遺產糾紛的繼續，也是冷戰的繼續。西方的溢美之辭，是因為他的選擇為西方帶來了道德和政治利益的最大化。他在西方被“封圣”，但在懷念蘇聯榮耀的人群和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新生代看來卻有著某種“原罪”。褒貶兩極的生前生后名，折射的是美蘇冷戰與全球秩序巨變的波詭云譎和錯綜復雜，而戈爾巴喬夫恰好身處歷史最激蕩的漩渦之中。
戈爾巴喬夫對西方民主的想象和模仿是一種政治童話式的追求。蘇聯解體是國家民族的悲劇，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決定性挫折，但戈爾巴喬夫每每公開自我辯護，其道德理由沒有其他，僅僅是訴諸一種民主化進程的開啟。在他的心目中，民主化高于一切，高于蘇聯的政治存在與國家尊嚴，高于億萬民眾的和平穩定生活與發展預期。來自西方的民主成了戈爾巴喬夫掌舵蘇聯航船時，在風高浪急處聽聞到的塞壬的妖歌，由此心智迷亂，觸礁而隕。
戈爾巴喬夫的政治童話情結有著特定的人格基礎和時代背景：其一，蘇聯邊疆區黨務工作者的閱歷和政治資歷，使其熟悉、適應、利用但又厭惡那一套黨政運作體系，內心之中未能建立對共產主義及蘇聯國家的真正信仰；其二，美蘇冷戰及其走勢造成蘇聯經濟困難及社會主義陣營高昂的援助與治理成本，促使其懷疑蘇聯體制的道德合法性；其三，西方強大的民主話語霸權與利益引誘，以及對蘇聯體系的多層次滲透，培養了內部“激進改革派”，為蘇聯的全盤西化改革種下內部因子；其四，西方對戈爾巴喬夫的政治贊美和政策引導，推動其走上“民主化與公開性”的激進改革道路；其五，1980年代處于第三波民主化的高潮期，民主話語與民主政治正當性成了風靡全球的改革意識形態，成了西方對非西方的冷戰收割利器；其六，蘇聯經濟改革受挫與黨政體制僵化、腐敗等，進一步加大激進改革闖關的道德熱情。作為戈爾巴喬夫改革宣言書的《改革與新思維》并非嚴肅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沒有提出嚴謹的哲學概念和科學方法論，不是蘇聯社會主義的內部理論發展，而是向西方民主和西方意識形態的求和書。基于對“現狀”的極力否定，改革和民主化成了一切行為的合法性外衣，抑或遮羞布。
戈爾巴喬夫的民主化改革缺乏基本的政治前提和安全防護網，既沒有“四項基本原則”的憲法根本法的奠基與守護，也沒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科學方法論指導，更沒有“一國兩制”的彈性改革開放實驗平臺，而是以對西方民主與西方市場經濟的“轉軌信仰”作為唯一正確的道路。作為決定國家民族命運的最高領導人，他缺乏對社會主義與本國文明傳統的內在信仰與實踐信守，而以極大的道德虛榮心和冒失的改革決策帶領蘇聯航船駛向風高浪急的危險區域。由于對蘇聯自身傳統與體制的道德背離，單純信任西方民主與西方的接納善意，蘇聯改革一波三折，但他并未退縮，他將任何退堂鼓的選擇視為保守、頑固和有害國家前途。但他始終未能理解的是，將整個國家民族之命運寄托于虛幻的西方民主與西方援助，才是對自身職責與人民的不負責任。
蘇聯解體之際，西方歡欣鼓舞，慶祝“歷史的終結”。給戈爾巴喬夫的僅僅是虛幻的道德贊頌，而葉利欽“休克療法”的十年最終警醒了俄羅斯人。戈爾巴喬夫在2019年接受德國媒體《明鏡》周刊采訪時興奮地提及對德國統一的促成之功，卻從未反思對蘇聯解體的失敗之責。戈爾巴喬夫的歷史功績被評定為：其一，結束冷戰；其二，開啟民主。今天看來，他什么都沒有結束，只是結束了蘇聯而已。
西方的冷戰世界觀是敵我區分和異教觀念的雜糅，是西方一元論意識形態的外化表達。蘇聯解體并沒有結束冷戰，而是升級了冷戰：其一，北約與俄羅斯并未真正和解，烏克蘭戰爭重新激發了西方自由主義與俄羅斯民族主義（替換了蘇聯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爭端；其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蘇聯解體后走出了一條自主道路，并提出了“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世界體系構想，美國對華惡意重啟冷戰；其三，美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文明沖突和文明冷戰從未停止，甚至反恐戰爭也帶有升級冷戰的性質與內涵。冷戰不是僅僅限定于美國和蘇聯之間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體系性抗爭，而是西方資本主義霸權體系與一切非西方文明/政治體系的對抗。這種對抗之產生與升級并非源自非西方文明的抵抗，而是源自西方文明的霸權征服企圖，西方是根源和首責。西方中心論和西方霸權主義是一切冷戰體系與行為的總根源。戈爾巴喬夫沒有能力從哲學和歷史的高度認知冷戰的真正思想與政治根源，誤以為簡單順從西方民主與西方霸權甚至不惜解體蘇聯就能消除冷戰。他的悲劇在于，什么也沒有消除，他只是消除了蘇聯，以及消除了自身的政治存在。至于開啟民主，其實質是俄羅斯的政治經濟體系的寡頭化以及普遍的外來勢力支配。選票的民主只是民主體系的一個環節，是以偏概全、受制于寡頭和外部勢力操縱的程序民主，缺乏民主的完整性和實質性，從而不可能通過選舉民主實現俄羅斯的民族復興、國家尊嚴與人民幸福。西方的繁榮先于民主而出現，但一種關于西方民主的意識形態卻將民主過分道德化和全能化，導致戈爾巴喬夫在構思改革新思維時難以穿透西方歷史和意識形態的迷霧找到真正的現代化成功之道。
如果戈爾巴喬夫生前曾有機會認真讀過《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2021）以及《中國的民主》（2021），不知對其30年前的思考與選擇是否會產生思想沖擊？至少公開場合，我沒有看到過戈爾巴喬夫的任何嚴肅的自我檢討和反思，但無數蘇聯時代過來的人確實悔意有加。蘇聯歷史學家、有一定政治異議傾向的羅伊·麥德維杰夫就是典型代表，他的巨著《蘇聯的最后一年》是反思蘇聯解體與戈爾巴喬夫政治遺產的最好作品，遠勝西方無數吹捧性的研究著作、傳記或訪談。
無疑，戈爾巴喬夫的去世在世界范圍內再次激起左右之爭，激起西方民主與國家現代化之爭。這些宏觀爭議沒有結果，因世界歷史的分裂、分化與斗爭遠未結束。與他的去世同時發生的事件是，中共中央宣布二十大于2022年10月16日召開，這不僅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紀元，也是世界歷史的新紀元。戈爾巴喬夫是西方成功馴化的唯一也是最后一個蘇聯領導人，蘇聯解體與他的離世只能標志著蘇聯社會主義的決定性失敗。蘇聯經驗和戈爾巴喬夫的經驗是有限和局限的，所能證明的事物也是有限的，特別是隨著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興起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主性發展，前述經驗就只能是世界歷史在20世紀的一個插曲，而不是終曲。
新的時間開始了，作為歷史的蘇聯和戈爾巴喬夫需要被正確研究和評價，既不是西方“圣徒”式的禮贊，也不是簡單的歷史否定，而是作為社會主義運動史和世界體系演變史的客觀課題。冷戰遠未結束，因為作為冷戰根源的西方霸權并未結束，反霸權與世界正義的斗爭還將激烈展開。民主的理解和探索也未結束，真正的民主是造福于民，造福于人類的，而絕不是寡頭的工具，更不是霸權的工具。結束冷戰，實現永久和平；追求民主，實現良政善治，這是中國與全人類的共同理想。戈爾巴喬夫帶來的更多是教訓，但歷史教訓也是歷史的一部分，需要我們尊重和善用，然后堅定地走好我們自己的路。
